Page 229 - 《社会》2021年第5期

社会·2021·5

一个合理的推论就是：相较于父亲，母亲受教育程度提升对女孩校外教育
资源获得的影响在不同世代之间并无显著差异（H4a）。
相关研究发现，随着社会变迁，不同世代群体的性别观念发生了显
著变化，以 20 世纪 70 年代为拐点，在此之后出生的女性，无论是在关
于劳动力市场（公共空间）还是家庭分工（私人空间）的性别观念上都比
男性更倾向于平等，这种“女性前进、男性后退”的性别观念差距形成的
关键因素是女性受教育水平的快速提升（Qian and Li，2020）。 本文对中
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重复截面数据的进一步分析也证实了这一判
断（如图3A—3F）。 随着世代更替和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年轻女性
对不同类型的性别平等观念的态度都比同等受教育水平的男性更为强
烈。 当然，母亲的性别平等观念并不一定会产生向女孩倾斜的资源分配
方式，但如前文所述，在性别差距仍然明显的社会情境中，要实现理想
的性别平等状态， 就需要通过家庭实践对禀赋弱势者投入更多的资源
以“补不足”或“耙平校正”（ Behrman，et al.，1982；Wei and Porter，2020）。
但这种平等化性别观念和主张的践行， 无疑还是以母亲的地位提升为
基础的。 因此，如果前述假设关系（ H3）包含了母亲性别观念转变的部
分，那么另一个合理的推论便是：相较于父亲，母亲受教育程度提升对
女孩校外教育资源获得的影响在不同世代之间呈现显著差异（H4b）。 11

! ! 三、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
本文的 数 据 资 料 来 自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调查 与 数 据 中 心 组 织 实 施 的
“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基线数据。 该调查以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
和流动人口比例为分层变量，从全国随机抽取 28 个县（区）作为初级抽
样单元（PSU），然后在初级抽样框中随机抽取 112 所学校作为次级抽样
单元 （SSU），再进一步从这些学校抽取初一和初三年级的 438 个班级作
为三级抽样单元（TSU），被抽中班级的全体学生整群入样。 调查还同时
在家庭和学校层级匹配了家长和校长问卷。 本文的分析合并了学生、家
庭和学校数据，总样本量为 19487。 为了更加准确地反映子女校外教育
11. 当然，世代间的差异包括但不仅限于议价能力和性别观念，不 过这两个方面与 受教
育程度的关联性更为紧密。 在后文的分析中，我们控制了诸如民族、世代和地区等因素，
以减少或消除部分未观测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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