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3 - 《社会》2021年第5期

社会·2021·5

要在传统家庭或计划生育政策涉及的第一代人中展开分析， 但应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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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计划生育第一代” 已多为父母， 在此期间， 无论是中国的经济
社 会 结 构 还 是 文 化 与 性 别 观 念 都 发 生 了 急 剧 的 变 化 （Qian and Li，
2020），儿子和女儿对于家庭的情感和经济效用也发生了转变（陆方文
等，2017；Xie and Zhu，2009）。 因此，在代际资源分配的讨论中，家庭“重
男轻女”的性别偏好是否也发生了转变就需要进一步检验。 其次，在父
母的相对地位发生变化后，其偏好取向也会存在差异。 既往研究往往将
家庭或者父母视为一个整体， 父母的偏好被认为是同质的或可以通过
“一元模型”（ unitary model）加以解释，但是一些研究发现，父母相对地
位的变化，或是母亲家庭话语权的不同，会对代际资源分配中的性别差
异产生十分关键的影响（参见 Qian，2008）。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女性劳
动参与率、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计划生育第一代”父母在家庭中的
相对地位和偏好逻辑也可能呈现出更为鲜明的差异性， 进而影响不同
性别子女的资源获得。 因此，下文将在一个扩展的代际资源分配模式中
展开论述，并围绕本文的研究问题建立解释性假设。

二、分析路径与研究假设

本文以校外教育投入作为切入点。 各类与学校教育如影相随的校
外辅导被形象地称为“影子教育”，并在世界范围内以各种形式快速扩
展（Bray，2013；Park，et al.，2016），中国家庭同 样 也是 校 外 教 育 的 积 极
参与者，其中的竞争愈发激烈。 如果说校外教育参与的本质是家庭对
子女的跨代投资，那么回到中国家庭代际资源分配的模式和偏好逻辑
来理解校外教育投入的性别差异及其关键影响机制，或许是一个合理
的路径。
（一）家庭结构变迁、偏好系位移与代际资源分配模式演替

毫无疑问，家庭的教育投入是代际资源分配的重要内容，而代际资
源分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家庭结构的约束。 近几十年来，随着计划生
育政策的实施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中国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剧烈

7. 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多关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施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之影响，
但是相关研究发现，1969—1978 年是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关键转折点 （Whyte，et al.，
2015），在此期间推行的“晚、稀、少”人口政策是当时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影响因素（Chen and
Huang，2018）。 随着出生人口的大幅下降，男女之间的教育差距也呈现明显的缩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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