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3 - 《社会》2021年第4期

社会·2021·4

先民以为天之知、能、视、听，皆假涂于人民以体现之。 民之所欲
恶，即天之所欲恶。 于是论理之结果，不能不以民为事实上之最
高主权者。 ……天子对天负责，而实际上课其责任者则人民也。
当然，“称天制君”之说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天”之观念的变化
而变化。 最初的“天”，是一“有意识的人格神”，直接监督人间政治，可
谓“主 宰 者 的 天 ”， 故 谓“皇 矣 上 帝 ， 临 下 有 赫 ， 监 观 四 方 ， 求 民 之 莫 ”
（《诗经·皇矣》）。 董仲舒依据“主宰者的天”，提出“天谴事应论”，把天
降 灾 异 与 君 主 的 过 失相 对 应 ，视 为“天 谴 ”，警 告 君 主 应 以 正 确 的“人
事”回应天意。 到了唐代，“主宰者的天”已受质疑，柳宗元（ 2008：17-
23）就提出“受命不于天，于其人”。 因此，唐之后，“天谴事应论”逐渐失
去影响力。 但是，作为人类社会的最高权威，“天”在政治上的地位仍不
可动摇。 北宋宰相富弼（ 1004—1083）听闻某官员上书“灾异皆天数，非
关人事得失”，愤然回应说，“人君所畏惟天！ 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 ”
也就是说，“天谴事应”固不可信，但政治关乎“天人关系”，这一原则不
可破。 在这种思想背景之下，“天谴事应论”逐渐被“天谴修德”和“天理
修德”所取代（沟口雄三，2014a：3-49）。 4
值得指出的是，“称天以制君”与民选制度的精神并不完全相悖，它
包含着向民选制度转化的可能性。 孟子提出“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
（《孟子·尽心下》），就包含了天子须得人民同意的观念（杨幼炯，1984：
18；萧公权，1998：85-86）。这种思想在先秦时代大概不是只有孟子在宣
扬，墨子也说：“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
天下贤良圣智辩慧之人，以立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 ”（《墨
子·尚同中》）。 至于由何人“选立贤者以为天子”，墨子未明言，后人理
解也有分歧。 一种理解是人民选，人民立（杨幼炯，1984：122；方授楚，
5
2015；梁启超，2016：181-182）。 秦以后，此种“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政
4.“天谴事应”是个别的人事对应于个别的天灾，是君主责任的有限对应。“天谴修德”
则把天谴的对应责任增加到无限，其无限的责任需要由君主的“德”来承担。因此，“天谴
修德”的“德”的无限担当，所显示的是君主政治责任的无限性，体现了政 治关乎天 人关
系这一古老的政治原则（沟口雄三，2014a：22-24）。
5. 梁启超（2016:182）认为，“墨子言：‘明乎天下之乱生于 无正长 ，故选择 贤圣立 为天子
使从事乎一同。 ’孰明之？ 自然是人民明。 孰选择之？ 自然是人民选择。 孰立之，孰使之？
自然是人民立，人民使。 ”但是，萧公权（1998:130-131）反对此种推断，他认为，“就墨子
思想大体推论，则天子之创立殆出于天志，而非由民择。 ”

· 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