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0 - 《社会》2021年第4期

纵向约束体制

提出来的，模型所依赖的一个关键性条件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
在全国性事务和地方事务上拥有制度化的、充分的、不受对方干预的自
主权，这也是联邦制的一个关键条件。 然而，这一个条件与郡县制的中
央集权有冲突，“中国特色的经济联邦制模型” 未能考虑这种冲突问题
（ Rodden and Rose-Ackerman，1997；杨其静、聂辉华，2008）。 此外，这一
模型还有一个缺陷， 即没有把纵向约束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问责———纳入模型，因此，未能完整地描述这种机制的形成方式和
运作条件。 虽然布兰查德和史莱佛（Blanchard and Shleifer，2001）修改了
“中国特色的经济联邦制模型”，引入中央政治集权作为一个前提条件，
使其接近于郡县制国家的政治环境，但也未把社会问责纳入模型，这就
弱化了纵向约束机制的作用（曹正汉、冯国强，2016）。
在中国历史上，对于上述问题，学者们曾作过系统性的思想探索，
逐渐形成了一种国家理论。 不过，这种思想探索不是以联邦制为参照，
而是以“天命观”为基础，通过“称天以制君”建构国家与社会关系，并
把它扩展为中央、 地方与社会之间的相互约束关系。 从这种思想探索
中，我们可以提炼出与“中国特色的经济联邦制”有相似性但也有明显
差别的一种思想模型，本文称之为“纵向约束体制”。 在今天看来，这种
思想探索的意义不在于它“称天以制君”的政治哲学，而在于它揭示了
纵向约束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两个重要条件：一是“统”与“治”分开，
一是政权与治权分开， 从而为分析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问题提供了新
的视角，也为郡县制转型在思想上开辟了空间。
然而，历史上的思想探索在当代未能得到继续阐述和讨论，当代学
者也未能与古代学者展开充分对话， 以至于在当代学术研究与历史上
的思想探索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断裂。 本文的目的是，梳理中国历史上
的思想探索，提炼中国历史上的国家理论，尝试在当代学术研究与古代
思想探索之间建立联系。
在本文以下部分，笔者将首先阐述“纵向约束体制”作为一种思想
模型在中国历史上的建构方式和特征， 作为分析纵向约束机制之形成
与发挥作用的一种理想类型。 这种思想模型主要依赖纵向约束机制的
作用，但又有别于联邦制，而与郡县制有某种内在联系。然后，笔者将讨
论纵向约束体制所依赖的两个条件： 统与治分开， 以及政权与治权分
开。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历史上学者们对于这两个条件的探索，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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