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1 - 《社会》2021年第4期

社会·2021·4

在现代思想中仍具有独特位置。 不同点在于，现代思想在承认骄傲具有
正当性（Lovejoy，1961）且理性面对激情软弱无力的前提下思考驯化骄
傲的方法，所寄托的既非神恩，也首先不是理性，而是与骄傲相生相克
的其他激情，甚至就是骄傲自身。 在现代思想家重新认识骄傲和驯化骄
傲的思想努力中，现代性多元而整体的伦理、政治、社会规划渐次展开。
这些规划也包含对社会性和社会的不同理解。 在霍布斯那里，人并非天
生的社会动物，相反，政治社会的成立是为了结束权势欲、自荣等人性
中固有的骄傲激情所造成的战争状态，对骄傲的反社会性的极力强调，
使霍布斯的方案依赖于恐惧和恐惧的制度化象征——利维坦。 霍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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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的政治社会等同于国家。 通过对上流社会社交潜规则的观察，以及
对商业社会运动原理的思考，曼德维尔赋予社会新的含义和理论寄托。
自赏（骄傲的起源）形成于社会，而社会本身也在引导自赏的满足形式
并规定其表现限度。 这一发现使曼德维尔得出远比霍布斯乐观的结论：
把骄傲引向财富创造将造就一种富裕舒适的生活方式， 而它的反社会
冲动将被社会演化出的交往法则所规制， 甚至会被塑造成一种社会性
的“第二天性”。自然的重要性让位于社会对自然的改造。沿着曼德维尔
指出的思考方向，斯密重点研究了自爱的人在社会互动（以同情和交易
为主）中自发形成伦理和经济秩序的可能性，而这一可能性正是由“渴
望赞扬”的激情所揭示的，这也意味着国家将退居幕后。 在苏格兰启蒙
哲学家的设想中， 超越政治社会的文明社会将成为人类组织形式演进
的最终阶段和普遍归宿。卢梭是以上思考的系统批判者。自尊和理性的
辩证运动促进了交往的加深、科学与技艺的发展、社会分工和分化、物
质繁荣，但这些积极发展与不平等的深化、人际关系的对立、自我的丧
失等消极趋向构成了更大的辩证运动， 并作为基本动力系统塑造着既
有社会的面貌。 在某种意义上，社会是自尊不断膨胀的产物，而自尊固
有的扭曲性也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被不断放大。 真正的政治社会，即建立
在社会契约和公意上的理想国家能够矫正社会的扭曲， 它通过自尊的
重塑再造人的社会性， 而新的社会性以公民为载体。 康德（1990：6-7）
把卢梭的公民方案延伸到国际社会，他相信人们的“反社会的社会性”
正是自然的隐蔽计划一部分， 这个隐蔽计划引诱人们进入社会发展文
化（文明是其较低阶段）， 其结局将是以共和国联盟为形式获得永久和
平的世界政治社会。 黑格尔（1961：197、254）则把斯密与卢梭所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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