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4 - 《社会》2021年第3期

燕窝贸易的三重世界

史 观 和 历 史 体 验 中 书 写 的 亚 洲 历 史 亦 得 到 了 比 较 充 分 的 讨 论
（Tagliacozzo，et al.，2015）。 同时，有学者从商品贸易和物质文化的研究
视角切入， 力图理解和呈现这种多重和 多元 的世界 体系 杂 糅 的过 程
（ Tagliacozzo，2011）。 例如，舒瑜（2017）通过对清末至民国时期输入西藏
的边茶与印茶的比较分析， 展示了帝国内部贸易体系与现代世界体系
相遇的个案， 并指出这一过程实际上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大宗商品贸易
对帝国内部用以维系边疆封建等级形态的奢侈品贸易的挑战。
就华南沿海社会而言， 中国的东南与华南地区因长时间通过海陆
与不同文明进行交往而呈现出的典型多重世界 特 征 也 一 直 被 学 者 重
视。 包乐史（ Blusse，1991）较早描绘了分布在环南中国海的以华人为主
体的燕窝贸易与欧洲工业产品贸易并行不悖的状况。 滨下武志（ 1999）
则打破了以欧洲为中心来理解亚洲的定式，提出近代欧洲的“东来”进
程实际上是以围绕中华晚期帝国展开的朝贡贸易为代表的区域贸易与
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结合的过程。 王铭铭（2018）从泉州的仪
式、 宗教信仰及遗迹中辨析出泉州海内外交往和等级上下交融的历史
过程。 刘志伟（ 2018）提出，我们对华南社会的理解可能需要从一种三重
奏出发：华南是明清时期中华晚期帝国的南疆，是欧洲世界体系与中国
接触的地带，也是环南中国海华人的生活空间。 以此视角来理解广州可
以发现，其“韵味”由南洋海域、帝国南疆与世界体系的历史三重奏演绎
而来。
但关于文化并置或杂糅的讨论远不应该局限于此。 如果要避免将
文化“降格”为与经济相对立的象征和意义体系，那么关于文化并置的
讨论就应该与经济理性并置， 即解释个体如何被多元的经济理性和价
值激发而行动（Graeber，2005）。 具体而言，就是需要回答在日常生活中，
个体如何基于切身感知、体验和需求展开实践。 而中国研究中关于“文
化并置”“文化杂糅”的讨论，在集中探讨多重世界相遇和交融的历史过
程及杂糅特征之余，对此并未给予充分关注。 萨林斯（Sahlins，1996）注
意到了这一点，他在对西敏司的批评中已经细致地剖析了关于“需求”
的犹太—基督教神学基础， 他也注意到了利玛窦时代的耶稣会士与中
国文人之间截然不同的物质观。 然而，成长于尤为看重意义体系和象征
符 号 研 究 的 美 国 文 化 人 类 学 脉 络 之 下 的 萨 林 斯 ， 如 其 前 辈 格 尔 茨
（Clifford Geertz）和施耐德（David M. Schneider）一样，不太关心“符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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