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3 - 《社会》2021年第3期

社会·2021·3

的研究取向， 其批判和植根其中的时代环境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最新形
态———新自由主义， 而这些研究对当下状况的如实书写也是这一时代
意识形态的表达，或者说，这种研究取向恰恰是新自由主义价值理论的
表达。 因此，近代世界以“经济”为基础的不平等格局并未受到根本挑
战，反倒是剩余价值理论排除了所有的其他可能，亦排除了建立在多元
价值理论上的多重世界体系的可能（ Graeber，2001；余昕，2014）。 所以不
难理解， 在以单一价值理论为基础的世界体系论述中， 为何沃勒斯坦
（2013a：380；2013b：187）不得不将亚洲和印度洋的边缘地区从早期世界
体系的形成中剔除出去，并认为直到 19 世纪末中国才从“外部竞争场”
转变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
萨林斯（ 2019a：8）批评的正是这种将跨文化碰撞简化为“普世的经
济”与“多元的文化”之间矛盾的物理学或目的论，即将全球经济视为一
种物质力量， 又以宿命论式的笔调将地方历史描述为注定的文化渐蚀
的编年史。 在萨林斯看来，这无非是世界体系的自我意识和资本主义的
统治方式， 它将真实—历史的宇宙观和本体论以及以此为基础构筑的
不同群体关系和事物体系，转译为一种成本—效益式的价格话语。 在此
体系中，无论是檀香木、海参、茶叶还是白银，都被认为具有可通约的价
值而被交易。 与此不同，当农业屈服于工业革命时，西方物品甚至西方
人都被整合成了本土权力。 在此，欧洲商品是作为神性或神化恩赐的符
号出现的，它们如果具有经济价值，也是因为在本土观念和文化逻辑中
具有社会价值或属于某种神圣类型而让人兴致盎然。 归根到底，人们的
经济活动是文化或意义秩序不可分割的领域， 不可能脱嵌于其所处的
文化系统，所谓“经济”不过是价值体系与社会关系的物质表达（萨林
斯，2019b:1-2）。 所以，世界体系应当被视为多元的经济理性、世界经验
和本体论交融的表达形式， 或者说现代世界文明交融应该是多元平等
的世界之间的“文化并置”，而非代表单纯经济理性的“世界”与代表多
元文化的“地方”之间的冲突。
在中国研究领域，“文化并置”和“文化杂糅”并非全新的问题，费孝
通（2004）先生早年间就表达过类似的看法（杨清媚，2020）。 近年来，汪
晖 （2010：284）提出的“跨体系社会”强调了一种各体系相互渗透并构成
社会网络的特征；王铭铭（2015）提出的“超社会体系”也意在展现被沃
尔夫批判的“超级微观的世界界限”之世界性和超社会性；在多元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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