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2 - 《社会》2021年第3期

燕窝贸易的三重世界

体的结果。 而人类学对世界体系理论的发展，不仅需要研究世界如何成
为一个具有“中心—边缘”格局的整体，还要具体考察各个不同的处于
边缘的“地方”如何在与“中心”千丝万缕的联系中构筑出多元的社会文
化（ Castellanos，2018）。 在寻找理解这种联系及历史动力的工具时，沃尔
夫毫不迟疑地转向了“生产方式”，尤其是贡赋制生产方式和亲属制度
生产方式如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部分。 在这一视角下， 公元
1400 年后的人类历史表现为单一经济逻辑在多种生产方式的相互作用
下呈现为多元文化的过程。
与其说沃尔夫无视了 1400 年之前“非西方”的开放特征，不如说他
延续了沃勒斯坦（2013a：13-16）对世界帝国和世界经济的区分：前者以
代表等级制度的奢侈品远距离贸易为特征， 后者的建立则以大宗商品
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 在世界体系理论的论述中，近代地方和世
界历史肇始于世界体系的逐步扩张和建立， 其动力源自资本主义对剩
余价值的追求，这往往表现为大宗商品贸易对奢侈品贸易的取代，或者
如西敏司（2010）关于蔗糖的研究所表明的，主要贸易货物由奢侈品向
大宗商品转变。 但这种替代并不被视为等级体系价值理论与资本主义
价值理论的交替，而是单一经济价值凌驾于多元文化，或者地方及生活
于其中的人们用多元的“文化反应”迎合或反抗以欧洲为中心的单 一
“经济冲击”的过程。由此，世界体系理论描绘了一个只受政治经济因素
影响而全然丧失本体论区分的单一世界（王铭铭，2015:25）。 在 20 世纪
末到 21 世纪初的全球化和跨境研究中，这一以攫取剩余价值为核心的
理论与后殖民理论、女权主义、马克思和福柯关于权力和统治的论述合
流，成为探讨全球权力不平等、统治与剥削关系如何共同形塑地方社会
以及生产与消费之联系的主流视角。 1
这种被奥特纳（Ortner，2016）称为“晦暗人类学”（Dark Anthropology）

1. 例如，弗雷德伯格（Freidberg，2004）对菜豆的研究展现了欧洲严格的食品安全要求如
何嵌入殖民语境中，欧洲各国通过商品链带来新型的后殖民统治方式，深刻改变了布基
纳法索和赞比亚两国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费 舍尔和 本森（ Fischer and Benson，2006）
的研究则表明，生产经济作物西兰花的危地马拉农民和消费“健康食品”西兰花的美国
消 费者，在 欲望、算 计和 挣 扎 的 日 常 生 活 中 ， 不 断 再 生 产 着 关 于 欲 望（ desire）的 全 球 话
语；而无论是“公平贸易”（ Jaffee，2014）还是“地理标志认证”（Besky，2013），这些 试图修
正新自由主义市场规律的举措， 仍然建构于殖民时代的结构性不平等以及全球消费主
义浪潮下西方消费者对生产者之“原始”“本真”“贫穷”的想象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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