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9 - 《社会》2021年第2期

社会·2021·2

划到家庭冲突的解决，甚至包括性需求的表达，这些话题都是两人书
信的主要内容。 通过这些书信，我们既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私人生活，
也可以感知在时代变迁的大背景下人们思想的转变。
徐 婉 清 与 林 启 华 的 书 信 往 来 可 以 分 为 两 个 阶 段 ： 第 一 阶 段 是
1972—1985 年，林启华在安徽工作期间；第二阶段是 1995 年，这一时期
共有 16 封信，分别来自徐、林二人以及林启华的家人———尽管这一时期
的书信数量不多，但由此却可窥见他们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生活处境。
（三）研究限制与学术伦理
值得注意的是， 作为研究素材， 私人书信的特质与田野调查所得
的材料有很明显的差异：首先，在人类学研究中，田野调查所获得的素
材是作者作为“他者”通过体验与观察获得的。 在书信研究中，研究者
却只能作为一个旁观的阅读者，无法进入事件发生的现场。 其次，田野
调查获得的素材可以通过研究者的追踪不断得到验证，而私人书信中
的许多内容不仅很难逐一确认，而且研究者常常面临着素材缺失的客
观限制。 比如， 本文所聚焦的这组书信就存在这样一个研究限制：从
1981 年至 1985 年，我们能找到的主要是徐婉清所写的书信，缺失了大部
分林启华的书信，因此只能通过徐婉清的书信推测他们的通信内容。与
一般意义上的田野工作相比， 研究私人书信需要研究者更多地对研究内
容做出取舍，也更考验研究者的逻辑推演能力，需要研究者在文字的连续
性上下更多的功夫以寻找其内在的对话逻辑。 此外，从时间向度上看，
人类学研究很难持续数十年， 大部分田野调查仅持续几个月到一两年， 5
而私人书信则可以跨越数十年的时间，历时更长。
本文所选的书信材料均来自复旦大学社会生活资料中心所收藏的
宝贵历史资料。 由于已无法和当事人取得联系，因而本文在运用这些
材料时无法获得他们的知情同意，这无疑具有伦理风险。 所以，本文只
能通过全面的匿名化处理来规避潜在的伦理风险，包括对书信提及的
大多数单位和所有个人的姓名都进行匿名化处理。 我们力求在发掘这
些书信材料研究价值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保护书信人的隐私，并尽可
能避免伦理风险。

5. 尽管追踪某个田野点数年的研究也并不罕见，但这些研究一般是在间隔多年 后重访
田野地进行追踪，而非展开持续数年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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