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7 - 《社会》2021年第2期

社会·2021·2

一、以民族志方法研究私人书信

（一）私人书信研究的文献综述
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史资料，近年来私人书信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中逐渐受到关注。 谭深（1998）通过私人书信研究了深圳“打工妹”的日
常生活，包括她们的生活愿景、她们对生活经验的反思以及对社会不
公的不满等。 邦尼·麦克杜格尔（ Mcdougall，2002：147-168）基于鲁迅与
许广平之间大量的通信往来，通过分析这两位作家的亲密生活，探索
了民国时期的“隐私”概念。 丽贝卡·厄尔（ Earle，2016）则认为，书信在
17 世纪到 20 世纪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历史变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大卫·巴顿、奈杰尔·霍尔（Barton and Hall，2000）强调，在研究书信时，
最具有启发性的方式是将其视为一种社会实 践 ， 并 借 此 验 证 书 信 文
本、书信的书写者、书信中描绘的活动和物件所处的社会情境，从而更
深入地了解“写信”这一行动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 李甜和阎云翔
（ Li and Yan，2019）受巴顿和霍尔的启发，基于一对夫妇在 1961 年至 1986
年间的 679 封私人通信， 考察了在集体主义时代的社会主义新人改造运
动中，人们如何将“新人改造”的政治话语运用于家庭的权力斗争之中。
就集体主义时代之中国研究来说，书 信具 有 特 殊 的 意 义 ，这 一 特
殊性主要是由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带来的。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体制安排形成的人口流动使得家庭、亲友的分离成为普遍现
象，书信往来常常是异地而居的亲友间相互交流的唯一工具。 由于亲
友间的书信往来十分频繁，且不必像电报那样惜字如金，因此书信足
以呈现“私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过，正如肯尼·普拉莫（Plummer，
2001：55）指出的，虽然社会科学研究者可以通过研究书信获得许多见
解，但书信本身的价值却并非不容置疑。 一方面，信件不仅涉及书写者
的世界，同时也体现了书写者对收信者的感知，这使得研究者在阅读
信中的故事时，需要细致地把握通信者之间的关系。 3 另一方面，书信
的“ 浮渣率”（dross rate）较高，意即书信材料往往包含过多与研究主题
无关的内容，偏离了研究者的核心关怀。 然而，书信内容的碎片化和
“ 浮渣率”高并非否定其研究价值的充分理由，相似的问题也存在于其

3. 然而我们 常常无 法同时 收集到 通信双方的信 件，从而 加大了 研究 的 难度，但 正 因 如
此，才更加突显了本文所使用的这组书信的特殊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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