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9 - 《社会》2021年第2期

社会·2021·2

表 1：现 代 “国 家 — 女 性 ”关 系 的 四 种 理 想 类 型
集体导向 个人导向
发展阶段 北欧福利国家（国家承担公共责任） 自由主义国家（市场行为与个人选择）
积累阶段 社会主义时期（女性作为生产者） 东亚日韩国家（女性作为再生产者）
妇女儿童等廉价劳动力涌入资本主义工业生产领域所带来的对“家庭解体”
和劳动力质量下降的道德恐慌。 此后，波兰尼（2007）所称的“社会保护
运动”开始将男性和女性置于生产和家庭两个领域，各自承担生产和再
生产的职责，以确保劳动力的稳定供应。 这带来了郊区中产阶级女性追
求“幸福家庭主妇形象”的“迷思”（弗里丹，2005）以及自由主义女性主
义运动推动一部分女性“向前一步”（ lean in）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精
英（桑德伯格，2014），同时它也造成了再生产劳动的商品化和照料责任
在不同族裔、阶层妇女间的转嫁（Briggs，2017）。 高度发达的市场和商品
化逻辑将再生产领域纳入商品制造的环节（Constable， 2009；Zelizer， 2005），
在推崇自由意志的市场话语框架下， 个人选择并承担行动后果的背后
实际上是国内社会阶层的撕裂、 照料责任的转嫁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剥
削（ Parre觡as，2001；Fraser，2017）。
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由于其长久以来形成的平等主义和妇女
参与生产劳动的社会文化传统， 加之该地区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工
业后发优势的积累，因此国家与女性之间达成了某种形式的同盟关系：
通过确立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国家将家庭照料、
儿童养育和老人看护纳入公共事务的范围， 并通过发展社会服务部门
增强妇女的制度化权力， 从而引导她们更多地走向公共领域（Nielsen，
2017）。 北欧至今仍是全球妇女平等指数和妇女参政率最高的地区，这
与女性对这一国家体制的拥护与维系密不可分（林卡、唐琳，2006）。 学
界对这一类型“国家—性别”关系的批评认为，国家的介入使得公共资
源配置的效率低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公民的家庭角色认同，同
时在当地仍然存在女性主要进入公共化的再生产劳动领域， 而男性则
进入竞争激烈和回报丰厚的资本市场领域的性别分化现象 （刘笑言，
2016；刘云香，2017）。
包括中国、 前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和建设时期， 由于工
业化积累和建设发展的现实需要以及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倡导，原
本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资源和社会动员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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