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3 - 《社会》2021年第2期

社会·2021·2

成员的幸存女性沦为了贫困人口（Sharlach， 1999）。
女性在这次大屠杀中的形象是复杂的： 她们中的大多数是此次屠
杀和暴力行动的受害者， 但无论是普通女性群体还是在政府任职的女
性中都有此次屠杀的行动者（agents）。 与此同时，她们还是这次屠杀后
果的直接承受者。
3. 国家倡导和推动下的女性参政
冲突后的国家重建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女性， 她们既是破碎家
庭的户主，需要承担生育和抚养下一代的职责，也是社区领袖和经济生
产的主要参与者，她们在物质、社会文化、心理和国家治理等层面承担
着重建卢旺达的重任（ Hogg, 2009）。 与此同时，国家也需要处理暴力冲
突后遗留的诸多性别问题。 12 在这样的背景下，妇女民权组织和卢旺达
政府共同推动了针对妇女幸存者的救助计划和一系列性别平等法案的
通过与实施（Burnet，2008）。
1996 年，过渡时期的卢旺达议会成立了“女议员论坛”（Forum of Women
Parliamentarians）， 旨在通过联合国相关资金和技术支持来指导和协助
女性参政，并积极推动性别议题的立法。 1999 年，该国议会第一次赋予
妇女以财产继承权以及相应的获得收入、签订合同、经营运作等独立经
济权。 此外，该国 2003 年宪法规定，在所有层级的决策机构中，女性代
表人数必须达到 30%以上， 并设计和采取了“地区代表三重选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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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ple Balloting System） 、平行妇女委员会系统和仅针对妇女选民的选
举制 （A Parallel System of Women Councils and Women鄄Only Elections）等
本土制度， 以确保各层级选举机构的女性参政率。 性别和妇女发展部
（Ministry of Gender and Women in Development） 则 负 责 在 制 订 所 有 政
策、项目和法律的过程中确保性别主流化、男女平等、妇女赋权等原则
的落实（Uwineza and Pearson， 2012；Powley，2004）。
在一系列性别平等政策和相关部门的积极倡导下， 卢旺达女性议
员的比例从 1994 年的 11.4%逐步跃升到 2003 年的 48.8%， 超过瑞典，
成为当时女议员比例最高的国家（Burnet，2008）。 至此以后，卢旺达女性

12. 例如，人口性别比被高度改变，传统性别分工模式无法延续，国 家迫切 需要能够 在
冲突后投入建设的新一代劳动力，但诸多女性幸存者由于没有财产继承权和独立的收
入来源而沦为贫困人口以及在战争中因强奸和性暴力造成的艾滋病感染和怀孕等。
13. 所谓的“三重选票”是指一般选票、妇女选票和青年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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