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2 - 《社会》2021年第2期

征服者于连：《红与黑》和 19 世纪欧洲精神革命

连依然是征服者。 在过往的岁月里， 他征服了时代的局限和历史的错
位，到了有朽的人生的最后战场，他的敌人则是死亡，是象征着不幸与
罪恶的梅菲斯特（司汤达，2010：480）。为此，无论是某个别人，还是这个
时代的舆论，他主动选择了自己的敌人，而不是把这个选择权交给已经
被他征服了的手下败将。
正如于连死前喃喃自语地重复着拉伯雷临终的那句“我就是要寻
找一个伟大的也许”（司汤达，2010：475），在无耻的审判者看来，于连的
“也许”是他们裁定的结果，是他必然的失败，但在征服者于连看来，他
的“也许”只有在他和梅菲斯特的最终一战里才能揭示出来，看看天主
能不能将爱情和甜美的生活再度赐予他。

六、结语：《红与黑》的社会学遗产

现代社会学起源于 19 世纪欧洲后大革命时代，这已成为学界的共
识。从圣西门、孔德到斯宾塞，社会学家致力于在人心教化、社会结构和
历史等维度构建团结、有机的社会，一直到涂尔干提出“社会自成一类”
或“神圣社会”，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社会学才发育成熟。但我们很少会
注意到与孔德这位社会学奠基人同时代的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等
小说家的贡献，他们探入幽深的人性，并搭建起一座座舞台，展映人世
间的悲欢离合，演绎全社会的道德风尚，《红与黑》无疑是划时代的开创
之作。
正像近代哲学总体上经历了目的论的破灭一样，司汤达通过《红与
黑》，从人性、家庭、社会、政治、历史意识乃至宗教信仰等全面的生活
领域， 宣告 19 世纪以后卢梭笔下的自然状态再也不可能成为现实，欧
洲人永远也不能安然沉溺于一个既定的理想世界， 而是要从于连式的
卑微、深渊般的起点，向着未来，将自己抛出。
“还剩下未来！ ”此乃瓦莱里总结司汤达故事的点睛之笔，对此，他
进一步说道：“需要有一条爱好者的链条，一个由少数幸福者（the happy
few）组成的宗派将他引导到泰纳和保罗·布尔热的时代，到那个神经质
的、 说德语的斯拉夫人尼采的时代， 尼采喜欢力量的概念就像喜欢毒
品，他会将司汤达式的世界主义者转化为‘优良的欧洲人’。 ”（瓦莱里，
2002：145-146）
司汤达很清楚，自己把《红与黑》的火种留给了“少数幸福者”，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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