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2 - 《社会》2021年第1期

重建“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叙事

与非汉民族在中国史中的位置？（2）如何定义历史上各民族间互动关系
的性质？
通过对 20 世纪相关论著的梳理和分析， 本文提炼了三种关于“多
民族中国”形成与演变历史的叙事方案。 在晚清新史学发端之初，专门
的民族史范畴尚未形成， 在刚刚开始出现的国家史叙事中，“中国”与
“汉族”高度重合，“汉”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继承了传统的“华夏—蛮
夷”秩序中“华夏”作为一般性文明的意涵。 同时，汉族与非汉民族的关
系被理解为此消彼长的竞争。 20 世纪 20、30 年代，民族史开始成为专
门史的一种类别，逐渐形成了独立于国家史的叙事体系，多部《中国民
族史》专著诞生。在这一体系中，民族平等的原则逐渐成为学界共识，并
由此确立了对诸民族“各为专传”的叙事范式。 在民族关系的问题上，
“混合”与“同化”替代了“竞争”成为新的关键词，多民族体系形成与演
变的历史被描述为不同民族逐渐融合的过程。 自 20 世纪 40 年代起，马
克思主义史学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发展出一种新的理论视角。 这
一视角将民族平等的学术共识进一步发展为“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政治
原则，从而彻底否定了汉本位叙事的合法性。 但同时，它以社会形态理
论为主导叙事框架， 将各民族的历史都置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中，从而在经济基础的意义上重新确认了汉族在中国史中的主导作用，
并肯定了民族融合的必然性。
尽管三种叙事方案及其所反映的民族史观在价值立场和理论基础
上存在差异，但三者的关系并不是相互对立，也不是新旧替换的。 三者
孕育于共同的政治与文化传统中，也因应于共同的时代变局。 在这个意
义上，它们之间的相似点可能大于差异点，其中最重要的相似点就是：
它们隐含着共同的理论焦虑， 即汉族在中国的主导地位与民族平等的
政治原则之间难以化解的紧张关系。
事实上， 这一焦虑也体现在同一时期其他与民族问题相关且更具
现实性的争论中。 从晚清的改良派与革命派关于理想的中华民国之疆
域范围和民族构成的争论（杨度，1986；章炳麟，1907），到北洋政府和南
京国民政府关于“边政”和民族问题的理论阐释与制度安排（杨思机，
2012），再到 1939 年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一
命题之真伪的辩论（马戎，2016），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从早期的
民族自决向后来的民族区域自治的转变（李国芳，2012；华涛，2016），这

· 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