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2 - 《社会》2021年第1期

绅士、共同体与现代性：中英绅士理论的思想史比较

四、文化英雄与共同体精神的现代性变革

韦伯的研究率先从精神层面探讨经济变化与社会变迁， 他认为在
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 宗教改良者作为文化英雄同绅士具有选择的亲
和关系。 韦伯在分析社会从共同体向结合体转变的过程中，着重分析了
路德的“天职观”和加尔文教派的“预定论”对精神变革的塑造。 他沿袭
卡莱尔的看法，将马丁·路德和加尔文视为文化英雄，认为在日内瓦、荷
兰和英国“市民的”中产阶级中发展出来的英雄主义是“空前绝后闻所
未闻的”（韦伯，2010c：12）。 在韦伯（2010c：64）看来，路德的天职思想源
于圣经，并且整体上支持传统主义。 加尔文教派的思想是路德的精神后
裔，从中生长出入世的禁欲主义。 加尔文教派制造出个人内在空前的孤
独感： 作为人生最重大的事，“永恒的救赎” 的道路上个人只能独行其
道，没人能够帮助（韦伯，2010c：81）。 被上帝预选的人需要进入尘世各
尽其本分来增耀神的荣光， 孜孜不倦的劳动变为宗教得救的确证，“而
对这种冷静自制的崇尚，仍可见于英国的‘绅士’”（韦伯，2010c：101）。
新教绅士应该具备这样的精神， 赚取钱财应被视为增添上帝的荣耀最
重要的方式之一，而赚取的金钱并不用于花费而是投入再生产，这一宗
教式的克己配合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达成韦伯认为的完满理性。
韦伯在系列论述中十分看重理性、 自由精神同城市以及城市中行会的
协同发展。 在论述德国东西部差异时，他将容克地主所主导的德国东部
地区描述为缺乏自由的农村，“……越来越多的雇农， 为了摆脱地区隔
绝和封建依附的困境，纷纷越洋来到美国，或者走进德国工厂，呼吸那
浑浊但自由的空气”（韦伯，2018：152）。 韦伯渴望加尔文式的文化英雄
不断打破农村的共同体状态，促使人的精神转向城市中的自由和理性。
基于这样的原因，韦伯并没有过多论述乡村的精神如何变革。 在对路德
和加尔文的分析中，托尼看到新教改革带来的社会观的改变，但更看重
他们作为宗教改革者呼吁传统伦理的回归。“无论是路德派、加尔文派，
还是英国国教派，都不打算松弛诉诸良心的教规，他们认为这些教规能
控制经济交易和社会关系。 ”（托尼，2006：51）“路德的理想是一种即使
存在过、也显然被打碎了的家长制社会的道德，他绝不宽恕农民的造反
行为，也绝不宽恕商业和金融的缓慢毒化作用。 ”（托尼，2006：56）在托
尼看来，逐利心态古已有之，一直以来基督教伦理束缚商业和金融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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