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9 - 《社会》2020年第6期

社会·2020·6

很大的影响。 假设大国是扩大空间的政治共同体，接下来韦伯延续了他
在政治学说中对经济与政治动因的区分，并对空间扩张的“政治”和“经
济”动因进行了讨论。 以晚期罗马共和国、斯巴达和 18 世纪的英格兰为
例，公认的政治大国并没有那种将海外拓殖视为政治荣耀本身的热情，
反倒是严格区分本土和殖民地的这种政治导向对政治空间的扩张进行
了限制（ Weber，2009：66-67）。 而在对“经济”动因的检讨当中，韦伯则
以弗莱堡演说中涉及的德国东部边境为例， 强调政治边疆和经济边疆
无法重合，而与沙俄运用西部边境的波兰人口以发展工业不同，德国的
政治统一恰好需要整合在经济上分属不同区域传统的东西部， 是逆经
济利益而行的道路（ Weber，2009：67）。 37
在扩张的经济动因当中， 韦伯花了相当大的篇幅讨论“帝国与经
济”的问题。 韦伯否认了帝国式的扩张是为了满足贸易利益的判断，但
肯定了大国扩张的两个基本经济驱动力：贡赋（地租）驱动和资本驱动。
贡赋的驱动以对垦殖劳动力特别是农业劳动力的强制为前提。 开拓新
土地的阶层，无论是否是军队，实质上都成为政治共同体让渡统治权的
地主阶层。 他们特别需要将新征服的土地在农民当中分配，以缓解本土
人口增长和土地兼并的压力（Weber，2009：69-70）。
始自罗马的“帝国资本主义”（imperialistischen Kapitalismus）是韦伯
笔下“资本驱动”的原型。在这个最初的资本驱动模式中，正是能带来资
本的国家放贷人和包税商成为罗马在海外拓殖和军队建设中的真正代
理。 在政治国家没有能力将拓殖作为行政设置时，罗马帝国扩张海外殖
民地和武装军队的资本化力量， 甚至被韦伯认为是近代早期主权银行
式的资本化的始祖（Weber，2009：71）。 显然，“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在
韦伯笔下不仅深植于古典（大陆）帝国的政治实践，更是对 20 世纪初期
的大国政治最重要的描述。 韦伯几乎以罗马帝国为例，描述了近代早期
的欧洲以特许公司 （chartered companies） 为手段进行的资本主义的扩
张。 而贡赋驱动与资本驱动本身的区别，韦伯反倒是将其放到了次要的
位置。 38 通过私人资本获得拓殖的活力，将政治视为最重要的资本投资

37. 德国东部适合发展大工业，但其市场瞄准的是俄国处于东欧的西南边疆。
38. 对“帝国主义式的资本主义”和特许公司式的资本主义的扩张，经济史学界和历史社会学
界目前仍将韦伯此处强调的两种资本主义式的扩张方式视为“帝国式”资本主义的形式（参见
Adams，2005；Stern，2011）。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将海外拓殖的历史与机制纳入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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