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0 - 《社会》2020年第6期

民族与政治共同体的关系：从“弗莱堡演讲”到“经济与社会”的两条思路

之处，这两个早期近代国家形成的重要特征构成了韦伯在“大国政治”
下钟情于罗马的原因。
因此，资本化的早熟在罗马那里与政治角力的过程，才是作为政治
力量的民族的早期写照。 联系韦伯早期作品 《古代文明衰落的社会原
因》 中对古代希腊城邦的讨论， 韦伯对罗马作为“大陆帝国” 的扩张
（ kontinentale Expansion）的定位就非常关键（Weber，2009：68）。 罗马的扩
张道路代表了最早对古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化的尝试。 对比蒂利（Tilly，
1992）基于现代早期政治的“资本化强制”（capitalized coercion），韦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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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恰好相反：一旦战争——哪怕是掠夺———走出自给自足的约束（公
民军队和骑士战争），不分敌我的战争供给一定会随之而来。 将从公民
和封建传统中解放出来的军战视为投资对象， 在韦伯看来是一种经济
的本能（ Weber，2009：71-72）。 无所谓交战双方而投资战争的倾向要早
于无所谓交战双方而提供战斗力服务的雇佣兵， 其不问立场的倾向则
更为过之。
与此相应， 国家形成研究中国族化首要的动力正是解除对无问立
场的雇佣兵力量的依赖，从国民身份中开发出战争力，而资本和主权的
结合（资本化）是实现这一过程的关键。韦伯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如果
雇佣兵形态代表了武力的不问政治，资本代表了更严重的不问政治，依
此思路，资本的政治化难题，并不只是城市共和国才遭遇的挑战，它与
王权和共和政体的结合方式是近代国家在国族化 问 题 中 的另 一 个方
面。 39 在韦伯笔下，帝国主义式的资本主义，也许是第一个完整地将古
老的资本主义倾向政治化的形式。 扩张是为了利益古今同理，而帝国主
义式的资本主义的特殊之处在于确保扩张利益被政治共同体的成员所
独占（Weber，2009：72）。
也就是说，即使韦伯鲜明地将权力之声望置于“大国”的论述之下，但
结论却有些出人意料：至少在地缘政治的概念下，大国热衷于扩张的政治
（ 接上页） 对近代早期国家的认识方式有所变化， 典型的历史社会学概念的讨论参见相关研
究（ 如 Pincus，2012；Adams and Pincus，2017）。
39. 典型的例子是近代早期的哈布斯堡—西班牙王室对资本“政治化”的尝试，即试图摆脱对
热那亚商人的依赖，转向与塞维利亚商人的结合，虽然这个变革没有成功（Lynch，1992；Muto，
1995；Lachmann，2003：358-360）；另一个思考“资本化强制”的方向是从战争转向政治体的内
在建构，也就是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在调节资本时的作用，这是重新理解所谓重
商主义的一个方向，参见平卡斯（Pincus，2012）的精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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