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5 - 《社会》2020年第6期

社会·2020·6

过类似在征迁中所谓的两难状态。 12 这两个问题令这些研究虽然看到
了征迁中的“家”，却不能彻底理解征迁过程中的“家庭政治”。 这也使
得大多数的研究倾向于认为， 在这一过程中家庭政治被公共政治所牵
制和左右，而不是相反。 但事实上，从被动迁家庭的内部视角看到的情
况可能极为不同，家庭政治反而是在以“伦理化”的方式“渗入”征迁中
的公共政治：一方面，在某些情境下，基层动迁小组人员从身体性日常实践 13
到“语言”都被家庭政治所裹挟；另一方面，所谓“货币化”的计算方式
在某些情境下不是被市场化而是被伦理化地计算着，也就是说，货币补
偿的每一笔账都有着关乎“家庭内的公正”的意味。
有鉴于此， 本文将使用延伸个案方法， 深入挖掘一个被动迁家庭
的住居史、家庭政治史和动迁中的家庭政治过程，以揭示征迁过程中
基层政治的这种“被家庭伦理化”。 14 延伸个案方法的经典运用者、法
人类学者格拉克曼（Max Gluckman）对巴若茨（Barotse）社会纠纷裁决者

12.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 这种理想化的想法也影响到研究者对这些家庭发生纠纷后的状
态的判断，例如认为这类陷入矛盾的家庭因征迁而“失能”或“崩溃”（如 Zhang，2017），而
看不到家庭矛盾本身就是家庭成员间“亲密关系”的一种状态。 拆迁之后，那些关系破裂
的家庭成员间绵延的“罅隙”恰恰说明那种模糊的“家庭财产集体所有权”并未消失，而是
“经此一役”成为家庭政治较量中新的道德资本，并为下一轮的家庭政治较量待命。 在这
个意义上，纠纷发生后，即便各个家庭成员处于暂时性的不往来状态，家庭的生命也仍在
延续。
13. 下文中动迁小组不得不每天接受曾褀华“醉醺醺”地“耍”，就是小组人员日常身体实
践被家庭政治裹挟的一个例证。 这与动迁小组办公室特殊的场所性质和基层拆迁人员在
20 年左右的时间中缓慢形成的工作伦理相关，前者指小组办公室的地点及工作方式令小
组人员短暂地“内嵌”于被征迁社区中，并在办公室中有栖身性地“度日”；后者指基层拆
迁人员逐渐固化的一种调解者的身份自觉（详见林叶，2018：167-173）。 这里，我们需要对
征迁权力的中层代理人和基层代理人进行区分，因为上述情况仅指向后者。 这种区分也
提示我们，基层拆迁人员的“调解者自觉”有些类似达斯（Veena Das）所讨论的地方医院的
医生（而不是更高层次的医生）与病人日常打交道的方式。 达斯（2008）认为，地方医院医
生的诊疗是回应了患者的苦难的， 而更高层次的医生则仅将患者视作科学数据下的人
群。 达斯提及的这种对苦难的不同回应也可以用来理解中层代理人和基层代理人在对被
动迁家庭的内部矛盾的回应上的区别。
14. 延伸个案方法（extended-case method）在调查个案本身的同时，也将产生个案的社会
脉络或情境———即“前历史”和“社会后果”———纳入考察的范围，其中，对有关“前历史”
的经验资料的运用被认为具有“连根拔出”问题的解释力（朱晓阳，2008：298-304）。 本文
对延伸个案方法的使用正是在此意义上，即试图通过追寻“前史”来认识这类家庭纠纷的
性质、意义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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