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2 - 《社会》2020年第6期

拆“穿”的家庭：住居史、再分家与边界之争

结果/计划的“搅和”， 又恰为被动迁者提供了一个在平常之日难以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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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开展新一轮“家庭政治较量”的机会， 以及一个可将家庭政治史
中的“纠葛”进行展演的谈判舞台、一回厘清家庭历史的人伦辩论。 在
这类谈判与辩论的现场，围绕房子及整个住居问题展开的努力既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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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塑“家”的伦理结构和具体家庭政治格局，同时也可能“渗透” 自上
而下施加于其身的征迁权力。 一方面，由于这类房子和住居问题始终
在与家庭政治交缠的情况下被家庭成员讨论和实践，因此，此类家庭
矛盾的“真相”可能与一些学者的见解和公众想象相反。 如果我们确实
将这类被动迁者作为主体，从其视角出发，那么家庭成员间看似在基
层权力引导和约束下对房屋征迁补偿利益的争夺行为，首先就被他们
自己划分成“与征迁者夺利”和“与家里人夺利”两个不同的部分，后一
点完全是从家庭内的“斗争”而非效率观或经济理性人逻辑出发的。 另
一方面，与之相关的是，正是通过（也只有通过）与这些家庭的伦理生
活相关联，尤其是主动参与或被动卷入其伦常性的“家务事”中，征迁
权力的基层代理人（即动迁小组人员）与被动迁家庭的谈判工作才能
真正得以开展。 以上两方面共同表明，针对城市中下层家庭的货币化
征迁这一公共政治过程，由于被具体卷入家庭伦理生活中而成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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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化的公共政治。 货币化征迁的这种伦理政治化，将在本文中由一
个完整的民族志个案得到阐明。

一、从“被忽视的家”到“被忽视的家庭政治”

21 世纪以来在中国城乡地带持续开展的、 以征地拆迁为主要形式
的城市化运动，是一场牵动平民日常生活“根部”的社会变革。这场变革
不仅强势地推进了特定经济的、物权的和社会的秩序与治理话语，也主
动塑造着一种明确的生活形制理想和日常人伦假设。 普通人的“家”在
这场运动中看似已被连根拔起， 家庭危机成为在该过程中普遍浮现的
生活和精神困境。
中国学界对城市化问题及社会危机的观察和讨论自征地拆迁运动

4. 这一点来自周飞舟、郑少雄两位老师的启发。
5. 这个表述受到陈映芳（2010）对国家主义下的家庭的观察的启发，她认为，“捆绑”制度下的
家庭并非被动的对象，它反过来也在通过例如“向单位要福利”的方式“渗透”国家。
6. 这一点是在受到朱晓阳老师启发后，与陈斯一的讨论中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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