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3 - 《社会》2020年第6期

社会·2020·6

之初便已开始，其中近 20 年来最有推进性的方向是通过引入有关城市
权利和正义的当代西方理论， 并借鉴这些理论所应对的西方城市化实
践中的问题来为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寻找根源和解决方法。 但是，这一方
向的缺点在于：第一，城市权利与正义论的借用者缺乏对中国城市开发
中基层过程的持久观察，尤其缺少对基层谈判的“现场”进行长期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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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进入内部视角的参与观察； 第二， 该理论所启发的讨论主要从个体
的“公民权”立场出发，并在观察自下而上的实践时主要以“权力—治
理”框架为路径，关注被动迁者的集体反抗；第三，绝大多数这类观察缺
乏对时间性，也即事件本身的“前史”的关注。 因此，发生在基层的直接
互动和被认为面临危机的主体在城市化 中的具 体日 常 实 践 和 伦 理 困
境，尚未得到田野调查者真正深入的观察和理论建构者的准确对待。
有鉴于此， 本文尝试在田野调查中明确转向对这一过程中实质的
“基层政治”的观察，并由此发现：城市化的基层政治始终存在着为被动
迁家庭的家庭伦理生活所“伦理化”的情况。换言之，这个看似是公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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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问题实际上被家庭伦理化了——这与既往受到形式经济学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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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影响的研究所得到的认识是相反的。 而要准确判断 （或者说重新
判断）“家”的伦理是否真的在此过程中被再塑，就必须在上述认识的基
础上开展新的讨论。
同时，为尝试解决上述“时间性”缺失的问题，本文将被动迁家庭的
住居史和与之交缠的家庭政治史纳入对个案的延伸观察当中，并发现：
看似和国家引导下的征迁政策有违的所谓民间的“家”的边界/结构/规
范， 实际上是数年间具体的居住事实与征迁发生前多次的居住政策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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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及国家的资源/福利再分配互相“演成” 的现实，而非简单的国家—
7. 既有研究几乎都未深入这类谈判现场，如王娜（2011）的家庭矛盾案例主要是在专门的“调
解场所”获得；张云鹏（Zhang，2017）的田野调查主要对被动迁人展开，对基层动迁者则无深入
接触；施芸卿（2019）的“进场”因跟随街道人员而始终带有“权威性”（周琪，2019），同时也缺乏
对街道人员长时间的日常实践意义上“涉身其中”的观察；张鹂（Zhang，2010）与征迁者的对话
则主要是对拆迁办人员和拆迁公司的粗浅访谈。 总之，这些田野调查过程多多少少都始终是
在一个“ 局外人”的处境之中。
8. 可参见朱晓阳（2019）在《基层空间的法：社会形态、兵法和地势》一文中的具体批评。
9. 这个说法是本文在 STS 研究者提出的“演成”（enactment）概念[Woolgar and Lezaun，2013，转
引自朱晓阳《中国的人类学本体论转向及本体政治指向》一文（待刊）]、朱晓阳（2019）从栖居
视角对“居住现实如何演成”的判断、陈映芳（2010）对“捆绑制度”的指明和本文中曾家住居史
的事实基础上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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