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4 - 《社会》2020年第6期

拆“穿”的家庭：住居史、再分家与边界之争

个体（或国家—家庭）之间、标准化—地方性之间的分歧。正是在此意义
上，本文认为，征迁政策的具体执行正是以既有住居史为基础，才催生
出新的家庭政治较量，也即我们所看到的“征迁中的家庭纠纷”。 同时，
征迁的基层代理人也在事实上被彻底卷进这些家庭政治之中。
学界已经注意到“家”在城市化研究中被忽略的情况，尤其是对被
动迁家庭在城市化过程中的演变（陈映芳，2004）和征迁中家庭纠纷/破
裂的政治生产过程的讨论的缺失（Zhang，2017：194）。 对这个缺失的补
足成为一系列针对被动迁家庭的纠纷所开展的社会学实证研究和人类
学田野观察的动力。 这些研究对学界在该话题上的认识的增补和推进
主要表现在：第一，将被动迁家庭在动迁利益与家庭关系间的“两难困
境”学术化（王娜，2011；孙超 2013；刘怡然，2014；Zhang，2017；秦祥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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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毅，2019）； 第二，揭示了在有关城市化运动的话语权力和价值层面
上，国家与家庭之间是一种垄断与被垄断的关系（陈映芳，2008）。 这种
关系尤其体现在，过去长期延续的“家庭财产集体所有权”在以市场话
语进行的货币化政策面前失去了合法性 （孙超，2013），“家庭财产集体
所有权”这一模糊的产权事实在有强制力的征迁行动下被迫清晰化，原
先“多义”的家庭边界也在这一过程中被简化和标准化（ Zhang，2017）。
但是，上述增补和推进依然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它缺乏对被动迁
家庭的家庭政治在时间性上的认识；其次，这种时间性的缺乏不仅使研
究者持一种对家庭内“亲密关系”的误解，即将“亲密关系”理解为“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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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的状态”， 还使研究者对此类家庭在征迁前的状态持一种还原论色
彩的理想化，即似乎其成员间关系在征迁前完好而亲密，或者未曾发生

10. 最有代表性的表述如“亲密关系和经济理性的双重困境”（王娜，2011）以及“或选择保全
家庭关系而无法修补地让步经济利益， 或选择坚定维护经济利益但冒着毁坏家庭的风险”的
“虚假的两难困境”（Zhang，2017）。
11. 参见吴飞（2009）在《浮生取义》中对家庭政治和公共政治的区别以及对亲密关系和亲密
的状态的区别。吴飞提醒，家庭的确是一个政治性的存在，但家庭的政治与公共的政治有所不
同，两者可能都存在权力斗争，但其价值标准和目标在本质上并不相似。 最重要的是，亲人之
间的预期（即家庭正义）与公共政治中的预期（即公共正义）是不同的，后者的斗争目的是击败
敌人、保存自己，前者的目的则是形成某种特定形式的或更理性的亲密关系，使“全家”按照自
己希望的方式“过日子”（吴飞，2009：116）。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公共政治和家庭政治进行
区分的。 另外，吴飞区分亲密关系和亲密的状态，认为亲密关系并非只在“关系好”的家庭才存
在，因此不等于亲密的状态，而是指个体生命与家庭联结成的相互依赖关系（吴飞，200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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