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1 - 《社会》2020年第4期

社会 · ２０２０ · ４

重了区域文化在构成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 进而导致犯罪率上升
（ 犛犲犾犾犻狀 ， １９３８ ）。 在有关移民与犯罪率的文献中 ， 相关研究也强调了移
民群体的亚文化与流入地社会主流文化之间的激烈冲突是地区犯罪率
增加的主要原因 （ 史晋川 、 吴兴杰 ， ２０１０ ； 犛 狆 犲狀犽狌犮犺 ， ２０１４ ； 犘犻狀狅狋狋犻 ，
２０１７ ）。 但这些文献更加关注移民作为一个整体与本地居民之间的文
化差异如何影响犯罪率 ， 忽视了移民内部不同群体间的文化差异可能
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 ， 本文从人口多样性角度展开的分析则在一定程
度上填补了上述解释可能存在的不足 。
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也与现有文献保持一致 。 首先 ， 从人口
学变量看 ， 人均受教育水平对犯罪率存在正向影响 ， 性别比的增加会导
致犯罪率的增加 ， 这可能一方面与男女的性别特征有关 ， 另一方面与男
女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相关 （ 程建新等 ， ２０１６ ）。 人口密度的增加遏制了
城市犯罪率的上升 ， 因为人口密度越大 ， 犯罪后藏匿的空间越小 ， 因此 ，
在人口密度大的城市 ， 犯罪后被逮捕的几率大大提高 ， 从而降低了城市
犯罪率 （ 犅狌狋犮犺犲狉犪狀犱犘犻犲犺犾 ， １９９８ ； 犅狉犲狀狀犪狀犌犪犾狏犻狀 ， ２００２ ）。 其次 ， 在控
制了所有变量后 ， 人均 犌犇犘 越高 ， 城市犯罪率越高 ， 但城市化率和实际
利用外资额对犯罪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 根据贝克尔 （ 犅犲犮犽犲狉 ， １９６８ ） 的
犯罪理论 ， 工资水平更高意味着个体的犯罪成本更高 ， 因而工资水平的
增加能够有效遏制犯罪率的上升 。 就业密度的犯罪抑制效应也得到了
证实 ， 说明失业人口的增加会恶化地区犯罪率 （ 毛颖 ， ２０１１ ）。 最后 ， 从
民生支出变量看 ， 政府公共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对城市犯罪率也
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 说明社会福利支出具有显著的犯罪治理效应 （ 陈
刚 ， ２０１０ ）。
（ 二 ） 机制检验
为了确定社会信任是否作为人口多样性影响犯罪率的一个中介变
量 ， 笔者进一步基于模型 ２ 和 ３ 进行了检验 ， 表 ５ 报告了相应的估计结
果 。 其中 ， 第 （ １ ） 列对应表 ３ 中第 （ ４ ） 列的估计结果 ， 第 （ ３ ） 列则对应社
会信任的回归结果 。
根据表 ５ 第 （ ３ ） 列的估计结果 ， 人口多样性对社会信任的不利影响
得到了证实 。 也就是说 ， 一个地区的人口多样性水平越高 ， 该地区的社
会信任水平越低 。 这一发现与现有研究保持一致 （ 如 犘狌狋狀犪犿 ， ２００７ ；
犝狊犾犪狀犲狉 ， ２００２ ； 犔犲犱犲狉犿犪狀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２ ； 犆狌犲狊狋犪犪狀犱犃犾犱犪 ， ２０１２ ）。 从表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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