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2 - 《社会》2020年第4期

明代上供物料制度运作与财政白银化的逻辑 ： 以景德镇官窑烧造改革为例

纳 。 制瓷所需原料最初由里甲供办 ， 至嘉 、 万时已基本折银 ， 但仍有部
分物料由里长负责办纳 ， 如 “ 石末 ， 出湖田一 、 二图 ， 里长交纳 ， 每十斤给
米二升 ”（ 陆万垓 ， １９８９ ： ８１８ ）， 从中可窥见当初实物征解的痕迹 。 除饶
州府外 ， 江西其他府民户同样承担了制瓷原料征解的任务 ， 如解运所需
的 “ 包器棉花黄纸 ， 照依旧额数目申司派行南昌府办解 ， 黄纸南康 、 九江
办解 ”（ 陆万垓 ， １９８９ ： ８７２ ）。 承办制瓷原料需要动用数量庞大的里甲
户 。 以采办燃料为例 ， 为供应京城琉璃窑与黑窑所需燃料 ， 需要动用两
万名官兵采打柴薪 （ 曾省吾 ， ２０１０ ： ２５４－２５５ ）， 这还仅是燃料一项动用
的人数 。 永乐之后 ， 景德镇的烧造任务较京城窑场只多不少 ， 若无浮梁
全县乃至周边府州县里甲户的帮助 ， 实难想象仅靠少数官窑户或匠户
便能维持御器厂的运作 。 四是瓷器解运 。 明代江西上供物料解运由专
门解户承担 ， 解户往往佥派里甲富户充当 。
朱元璋极富理想主义地依从儒家经典设计出了一套国家治理的原
则与制度 ， 这也使这一制度备受当时士大夫们的推崇 。 １２ 但在实际运作
中 ， 这套物资征调体制面临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 一方面 ， 上供物料的无
定额事实上造成了中央需求的持续激增 ， 这无疑极大威胁着里甲系统
的承受能力 ； 另一方面 ， 这种体制下的均平状态建立在每个人对 “ 分 ” 的
自觉之上 ， 也建立在国家对个人的人身控制之上 。 但在当时的社会环
境下 ， 客观上王朝国家不具备这样的行政能力 ， 主观上上至天子下至百
姓也没有这种自觉 ， 因而造成事实上的赋役分配不均 。 永乐时出现的
物资征调体制运转不畅所带来的财政危机便是这些矛盾的具体表现
（ 申斌 ， ２０２０ ）。
明初朱元璋力行节俭 ， 尽可能限制了国家对上供物料的需求 ， 体现
在瓷器上见于 《 诸司职掌 》：
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 ， 需要定夺样制 ， 计算人工物料 ： 如
果数多 ， 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 ； 设或数少 ， 行移饶 、 处等府烧
造 。（ 翟善 ， ２０１０ ： １９２６－１９２７ ）
由此可见 ， 明初工部将瓷器的烧造分派给多个地区 ， 其中京师由于

１２． 如 《 图书编 》 的作者章璜 （ １９８７ ： ７０２ ） 便指出 ， 前代 “ 贡无定额 ， 科责无艺 ， 而日进 、 月进有
之 。 或假贡奉为名 ， 侵渔民利 ， 强夺商贩 ， 至于禽兽 、 昆虫 、 珍味之属 ， 抑配人户 ， 致使所在居民
以土产之物为苦 ， 先王制贡之意荡然尽矣 。 洪惟我圣祖立国之初 ， 即定诸州所贡之额 …… 著
为定额 ， 俾其岁办 …… 珍奇玩好 …… 一切无有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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