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0 - 《社会》2020年第4期

明代上供物料制度运作与财政白银化的逻辑 ： 以景德镇官窑烧造改革为例

恒足矣 ， 是则平治天下之道实本于此 ”（ 王叔英 ， １９６２ ： ８７ ）。 这种 “ 均平 ”
原则建立在阶级秩序而非经济活动的基础之上 （ 李振宏 ， ２００６ ）， 无论天
子还是百姓皆各有其 “ 分 ”， 其中天子责任重大 ， 需周知民情 ， 量能授事 ，
也需节用爱民 ， 不与民争利 ； 百姓则需竭其力以奉上 ， 不应藏私 。
其次 ， 赋有相对固定的额度 ， 而贡没有 。 经典中称 ：“‘ 赋 ’ 者 ， 自上
税下之名 ……‘ 贡 ’ 者 ， 从下献上之称 ”（ 阮元 ， ２００９ ： ３０７ ）。 既然是 “ 自下
献上 ”， 原则上天子便不能限定贡物具体的数量与种类 。 但另一方面 ，
地方也有 “ 分 ” 满足中央的合理需求 。 在实际操作中 ， 洪武中虽规定了
部分物料的定额 （ 保持在一个较低的额度上 ）， 但实际上是 “ 随时按需坐
派 ”（ 申斌 ， ２０２０ ）。 ６
景德镇的官窑瓷器作为上供物料之一种 ，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
具体的认识明初上供物料制度运作的窗口 。 官窑烧造主要由匠户与里
甲户协助窑户进行 ， 早在洪武年间御器厂尚未设立时 ， ７ 这种合作关系
便已形成 。 ８ 瓷器生产步骤繁多 ， 需要众多人员通力合作才能完成 ， 其
中窑户处于绝对核心位置 。 这体现在瓷器生产相关课纳需要由他们承
担 。 如 《 元典章 》 规定 ， 窑户合纳课程三十分取一 ， 民户瓷窑课程例外 ，
二八抽分 （《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 》， １９９８ ： ９６９ ）。 这种纳税形式延续至明
代 ， ９ 也使窑户顺理成章地成为负责供应瓷器的专门人户 。 由于各窑
烧造水平不一 ， 分布也较为零散 ， 难以统一管理 ， 故此有官窑户与民窑

６． 《 周礼 》“ 民各以其力所能 ， 受职而贡其功 ” 的观念与 《 尚书 · 禹贡 》“ 贡者 ， 从下献上之称 ” 的
相关说法在逻辑上似乎存在一定矛盾 ， 但本文认为 ， 这种矛盾更应当被视为对 “ 贡 ” 不同意义
层面的强调 。《 周礼 》 强调的是在 “ 贡 ” 这一资源征调形式中百姓的 “ 分 ”， 而 《 尚书 》 强调的是天
子的 “ 分 ”。 这一点可从由 《 禹贡 》 引申出的一直为后世统治者所重视的两个原则中看出 ：（ １ ）
贡物当产自本地 ， 天子不可 “ 逾境外求 ”（ 吴兢 ， ２００３ ： ４５７ ）；（ ２ ） 贡物仅为满足王朝与皇室的基
本需求而存在 ，“ 不作无益害有益 ”（ 阮元 ， ２００９ ： ４１４ ）。 从另一角度看 ， 这种矛盾对当时人来说
可能并不重要 。 同一部儒家经典在解释某一概念时矛盾之处甚多 ， 不同经典在诠释同一概念
时矛盾亦不少 ， 但囿于儒家思想早早成为王朝国家的普世价值与合法性来源 ， 古人更倾向于
弥合或忽略这些矛盾 ， 而非是此非彼 。
７． 关于明代景德镇御器厂设立时间 ， 学界多有争论 ， 本文取宣德初年说 。 相关研究参见 ： 佐久
间重男 ， １９９９ ： ９－１３ ； 王光尧 ， ２００４ ： １２８－１４３ ； 王光尧 ， ２０１０ ： １１５－１２１ ； 王光尧 ， ２０１１ 。
８． 今御窑厂遗址周围出土了大量明初建筑构件 ， 部分构件上用朱砂注明了烧造负责人员 ， 从
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合作关系 （ 江建新 ， ２０１８ ： ７４ ）。
９． 佛山 《 太原霍氏崇本堂族谱 》（ 卷四 ） 记有该族黄册所载窑座税额 （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
究所中国古代史研究室 ， １９８７ ： ３２２－３２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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