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8 - 《社会》2020年第3期

通过 “ 合意 ” 建构的三元行动理论 ： 重探韦伯的 《 关于理解社会学的一些范畴 》

的行动理论 。 这样的理论建构具有三个特点 ， 值得我们反思目前既有
的 （ 或者说以 《 基本概念 》 为基础的 ） 社会行动理论 。
其一 ， 各种 “ 行动 ” 概念的区分可以有两个判别标准 ： 一是行动所导
向于 “ 他人 !秩序 ” 的区别 ， 二是行动是否带有 “ 目的理性 ” 和伴随着 “ 目
的协会 ”。 值得注意的是 ， 这两个判别标准并非彼此对立 。 韦伯在 《 范
畴 》 一文中既强调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 也强调两者的共存 。 其二 ， 不论
何种 “ 行动 ” 概念的建构 ， 其概念内涵都是关联至特定的 “ 关系 ” 状态 。
韦伯通过 《 范畴 》 所提供的理论图像并非一种 “ 从行动到秩序 ” 的建构 ，
而是两者 （ 行动与秩序 ） 彼此 “ 相互构成 ”， 甚至 “ 合意行动 ” 在跨越不同
类型的互构关系中具有关键作用 。 其三 ，“ 目的理性 ” 并非 《 范畴 》 中三
元行动理论的唯一主轴 。 未必具有目的理性和规章秩序的 “ 行动 — 共
同体行动 ” 与 “ 合意行动 ” 在韦伯的讨论之中占有重要比重 ， 其理论建构
的核心仍在于关注 “ 非理性 !理性 ” 行动与秩序之间的变化 ， 而非偏重
于 “ 理性行动 ” 一方 。
以上的反思 ， 明确提供了一条不同于哈贝马斯对于韦伯 《 范畴 》 一
文的理解 。 虽然 “ 沟通行动 ” 开启了一个相较于 “ 目的理性行动 ” 较为宽
广的视域 ， 但是 ， 韦伯在 《 范畴 》 一文中建立的三元行动理论 ， 特别是其
中的 “ 合意行动 ”， 原本意即在此 。 其间差异仅在于 ， 哈贝马斯认为规范
的有效性基础可能在于秩序中的形式化要素 ， 而韦伯则不厌其烦地在
《 范畴 》 之中摒弃形式化理论建构 ， 以实际例子说明各种行动之间可能
差异性地构成不同性质之秩序 。 这样看来 ，“ 合意行动 ” 的特殊含义或
许体现在 “ 超越性目的范畴的 （ 以社会体关系为条件的 ） 合意行动 ” 的各
种实例之中 ， 以实质性而非形式性的方式串联起三元行动之间的转变 。
综上所述 ， 如果我们要简明地表达 《 范畴 》 一文中的三种行动类型 ，
即 “ 共同体行动 !合意行动 !社会体行动 ”， 可以通过图 ４ 来理解 ， 同时
对照迪尔克 · 克斯勒整理的 《 基本概念 》 中的概念建构 （ 犓狊犾犲狉 ， １９８８ ）。
从本文的修正 、 厘清与整理可以看到 ，《 范畴 》 一文实际上建构的是
一种三元并立的行动概念 ， 而这正是韦伯有意凸显的重要差异 ， 也因之
呈现出不同于 《 基本概念 》 的特殊性 。 一方面 ， 在 《 范畴 》 一文的思考中 ，
“ 关系 ” 与 “ 秩序 ” 的概念是随着 “ 行动 !共同体行动 ”、“ 合意行动 ”、“ 社
会体行动 ” 而有所不同的 ， 其中的复杂度并非 《 基本概念 》 中 “ 社会关系 ”
概念所能清楚划分的 “ 行动 !秩序 ”。 因此 ， 从 “ 关系 ” 到 “ 仿佛秩序 ”，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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