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2 - 《社会》2020年第3期

自由心证制度的本土实践

济社会利益 、 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 、 近期利益与远期利益 、 当代人利益
与后代人利益 ， 作出综合利益最大化的裁判 ”。 ４７ 但利益怎么综合 、 怎么
最大化 ， 这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 案件的社会效果在本质上是主观建构的
结果 ， 不是客观存在的实物 （ 彭亚平 ， ２０１８ ）。 在 “ 价值多元 ” 的社会里 ， 每
个人对案件的社会效果的评价都不一样 ， 法官无法掌握全部的社会偏
好 。 同时 ， 人的 “ 有限理性 ” 意味着法官也不可能预见自己行为的全部后
果 （ 犎犪 狔 ２０１１ ： ７３ ）。 因此 ， 虽然法院希望成为全知全能的社会管理者 ， 但
，
是这个形象注定是充满挑战的 。 本研究感兴趣的问题是 ， 面对多重治理
目标之间的张力 ， 环保法庭的理念又是什么呢？
面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 、 社会稳定等目标之间的矛盾 ， 环保法庭
在很大程度上把目标的选择权交给了党委和行政部门 。 在 ２０１０ 年的
一起再生纸厂违规排放生产污水的环境公益诉讼中 ， 环保法庭提前和
省环保厅 “ 通气 ”， 确定了被告属于要淘汰的 、 相对不重要的落后产能 ，
然后才决定 “ 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 ４８ 同样 ， 在上文提到的 ２００７ 年的全
国第一起环境公益诉讼中 ， 环保法庭在关停被告的生产线之前 ， 也得到
了省里的明确态度 ———“ 保障人民群众饮用水安全是一项重要政治任
务 ”。 在环境保护的目标与其他治理目标难以取舍的时候 ， 按照上级的
旨意行事 ， 对环保法庭而言是克服 “ 司法本位主义 ” 思想的表现 。 对法
院来说 ， 在任何一起审判中最重要的是 “ 坚持服务大局 ”、 从政府工作的
大局着想 。 在大局意识的指引下 ， 法院的工作职责具体落实为打击违
法行为 ， 为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提供 “ 有力的司法保障 ”。 总之 ， 环保法庭
的理想是通过诉讼达到社会治理的效果 ， 但是关于什么是好的社会效
果以及如何实现 ， 法官在判断上必须与大局保持一致 。
在这一部分 ， 本研究试图从 “ 理念论 ” 的角度理解环保法庭的法官
面对的 “ 双轨制 ”。 我们发现 ， 环保法庭的理念是在法律层面实现对生
态环境的保护 ， 这意味着法庭要在严格的诉讼程序之内追求好的治理
效果 ， 但是多重治理目标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意味着法庭实际上必须服
从上级的决定 ， 尊重行政机关的意志 。 法官面对被行政机关追究责任
的风险 ， 进行自我审查的行为受到自我保护冲动的驱使 ， 但表面上是服

４７． 参见 《 犡犡 市法院环境资源司法保护资料汇编 （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７ 年 ）》 第 １２６ 页 。
４８． 参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的专家座谈会笔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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