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4 - 《社会》2020年第3期

自由心证制度的本土实践

解读 ， 使原本应当符合内心判断的案件事实认定过程中出现了形式化
的表演成分 。 通过对我国西南地区一家环保法庭的田野调查 ， 本研究
发现 ， 自由心证实践中的表演成分是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故意选择的一
种策略 ， 其目的在于既符合诉讼程序的相关规定 ， 又避免案件的审理结
果对行政部门的工作造成实质影响 。 本文还发现 ， 在依法治国的话语
下 ， 我国基层法官实际遵循的司法理念是工具主义和后果导向的 ， 法院
在判决时要发挥社会治理的功能 ， 在选择治理目标时要服从大局的安
排 。 自由心证制度的本土实践源于正式和非正式并行的司法责任追究
制度 ， 支持自由心证制度运行并且被法官用来为自身行为提供正当性
的是依法治国和法律治理化这两套并行的话语 。 用强世功 （ １９９７ ： ５０７ ）
的话来说 ， 是两种 “ 判断正确与错误的真理体制 ”。
在更宏观的时间尺度上 ， 本文想讨论的问题是 ， 中国近代以来对西
方法律的移植如何才能成功 。 为什么理论上要求法官运用诚实 、 良心
和理智 ，“ 全面 、 客观地审核证据 ” 的自由心证原则 ， ５２ 在中国的现实语
境下却发生了偏移？李启成 （ ２０１６ ） 指出 ， 近代中国的司法革新有 “ 制度
器物化 ” 的特点 ， 法律的改革者急于模仿法治发达国家的具体制度 ， 却
忽视了制度在母国发挥功能的相关精神条件 ， 更谈不上在本国培育适
合于移植制度的文化土壤 。 关于自由心证原则在中国的移植过程 ， 这
个判断是较准确的 。 赋予法官自由评判证据证明力之权力的自由心证
原则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为我国法学学者所接受 ， 这与学术界对法院
内部行政化审批机制的批判是分不开的 （ 陈瑞华 ， ２０１２ ： １５８ ）。 我国学
者对外部干预法官独立审判的批评主要基于两类原因 。 首先 ， 干预法
官的独立审判被学者认为不符合司法现代化的要求 ， 比如 “ 行政和司法
这两种权力形态是天然不同的 ”（ 王申 ， ２０１０ ）。 这样用公理一般的口吻
复述西方国家常识性的司法观念被称为 “ 拿来主义 ” 的论证方式 。 其
次 ，“ 审者不判 、 判者不审 ” 造成一系列的后果 ， 比如忽略案件事实 （ 龙宗
智 、 袁坚 ， ２０１４ ）、 削弱司法效率 （ 张千帆 ， ２０１０ ）、 增加法院领导 “ 寻租 ” 的
机会等 （ 张卫平 ， ２０００ ）。 我们将这一类基于后果的论证称为 “ 实用主
义 ” 的论证方式 。 需要指出的是 ， 无论是基于 “ 拿来主义 ” 的理由 （ 符合
司法现代化要求 ） 还是 “ 实用主义 ” 的理由 （ 降低司法成本 、 提高司法质

５２． 参见脚注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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