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0 - 《社会》2019年第6期

流动模式与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研究：基于性别和世代的视角

内”的性别角色分工，新生代农民工，尤其是女性农民工则持有趋向平
等的性别角色观念。在人口流动与女性就业的背景下，相对于第一代
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遭遇社会角色与家庭性别角色分工意识
的冲突，从而降低其婚姻满意度和婚姻收益，并降低其婚姻稳定性。此
外，无论是经济还是思想意识，新生代农民工独立性都更强，也更关注
自身的情感需求与情感感受，从而对婚姻冲突、低婚姻满意度和低婚姻
收益的忍耐性也更低，这也容易降低其婚姻稳定性。就性别差异而言，
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要低于男性农民工，这一特征在新生代女性农
民工中最为突出，其原因可能源于性别角色意识与性别角色分工的变
化：一方面，女性农民工进入城市务工实现了经济独立，降低了对丈夫
的依赖；另一方面，城市生活、工作的洗礼也改变了女性的性别角色意
识，越来越多的女性农民工逐渐接受平等化的性别意识，从而使得女性
更容易感受到传统性别分工的不平等，并在日常生活中容易基于性别
角色分工与其丈夫发生冲突，导致婚姻满意度和婚姻收益下降。以上
两个因素使得女性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更
容易出现下降。
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和世代差异。
从世代差异来看，跨省流动对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具有显著直接
影响，但对第一代农民工没有显著直接影响，其原因可以从两方面来理
解：一方面，从世代的效应来看，相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受
年龄效应影响，再婚机会大为减少，这会抑制其离婚倾向；另一方面，相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的婚姻观念更趋向于保守，也会抑制
其离婚倾向。因而跨省流动带来的离婚阻力弱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
响会比第一代农民工明显。从性别社会化效应来看，社会对女性的规
范要求更为严格，而往往对男性持有更为宽松的态度。这一社会特征
通过社会化容易形成男性和女性对于既定社会行为和态度的认知，包
括他们对婚姻的认知，从而使得跨省流动带来的离婚阻力减弱对于男
性农民工的影响更为明显，并在匿名化的空间中也可能更容易对背叛
婚姻的内疚感产生脱敏，导致发展婚外关系的心理成本低于女性。
就调节效应而言，婚姻满意度仅会调节跨省流动对新生代女性农
民工和第一代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男性农民工群组的婚姻
稳定性并不存在这一调节效应。这一结果与“婚姻凝聚理论”基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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