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2 - 《社会》2019年第6期

流动模式与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研究：基于性别和世代的视角

束要大于男性，从而使得跨省流动带来的离婚阻力弱化效应对男性的
影响要比女性明显。因此，在世代效应和性别效应的交互作用下，跨省
流动对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性别差异要比第一代农民工明显。
单独流动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存在世代差异和性别差异。
从世代的角度来看，单独流动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存在世代差
异，其中，单独流动对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具有影响，但对第一代
农民工婚姻稳定性没有显著影响。单独流动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婚姻
稳定性的影响要比第一代女性农民工明显，对新生代和第一代男性农
民工的影响方向相反。以上结果表明，在世代效应下，相对于第一代农
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注重自身的情感需求，因而对于分居带来的情
感问题也更为敏感。与此同时，世代的时间效应反映为相对于第一代
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可能具有更多的婚姻替代机会，使得单独流动对
他们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更为敏感。从性别的角度来看，单独流动仅对
新生代和第一代女性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对男
性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没有显著直接影响。这表明，单独流动可能仅
对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具有因果影响，对男性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
没有直接的因果影响。中介效应分析进一步支持了单独流动对女性农
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因果机制。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在 ０．０５ 的
置信水平上，单独流动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具有直接和
间接的影响效应，其中，间接影响效应主要是通过降低其婚姻满意度而
发生的；在 ０．１ 的置信水平上，单独流动对第一代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
性只存在直接影响。单独流动对男性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并不存在直
接的因果影响。
调节效应分析显示，婚姻满意度会调节单独流动对新生代和第一
代男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其中，婚姻满意度越低，单独流动就
越可能降低男性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但这种调节效应并不存在于女
性农民工群体。这表明，单独流动对男性农民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婚
姻收益下降的情况下，监督力量弱化可能会转换为离婚阻力弱化，并给
了男性农民工脱离不幸福婚姻的机会，从而降低其婚姻稳定性。以上
结果进一步表明，单独流动可能同时具有降低婚姻收益和弱化离婚阻
力的作用，但是，这种影响机制对男性农民工和女性农民工来说存在差
异，其中，对女性农民工的影响表现为因果机制，对男性农民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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