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1 - 《社会》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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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即跨省流动削弱了来自原生社会网络的监督作用，从而弱化了离婚
阻力因素，但这一因素变化对于婚姻稳定性的影响主要受到婚姻收益
的调节，并存在性别差异，其中，婚姻满意度低的女性农民工在跨省流
动的过程中婚姻不稳定性上升的风险更大。从这个角度说，跨省流动
并不是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下降的根本原因，但跨省流动为婚姻收
益下降的女性农民工提供了婚姻解体的机会。这一结果也表明，婚姻
收益的调节效应是明显的，从而部分支持了研究假设中关于长距离流
动主要是弱化农民工离婚阻力以及其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主要
是基于婚姻收益的调节机制而发生的理论推断。值得注意的是，调节
效应的性别差异也表明，跨省流动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机理可
能存在性别差异。受性别社会化的影响，在正常的婚姻中，女性更期待
稳定的婚姻，而男性更期待自由的婚姻 （ 犌狌狋狋犲狀狋犪 犵犪狀犱犛犲犮狅狉犱 ， １９８３ ）。
因此，对于女性农民工而言，跨省迁移带来的社会网络监督力量的弱化
并不一定会带来离婚阻力下降的效应，只有当其婚姻质量下降后这一
效应才会显现；但对于男性农民工而言，远距离迁移意味着会带来更多
的再婚机会，因而跨省流动对男性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具有直接的影
响。同时，受年龄效应的影响，第一代农民工的再婚机会要少于新生代
农民工，因此，跨省流动对男性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的影响也可能存在
世代差异，而在调节分析中仅发现跨省流动对新生代男性农民工具有
主效应也间接支持以上观点。
跨省流动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性别差异还存在世代差异。
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跨省流动对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性
别差异要更为明显，跨省流动仅会显著降低新生代男性农民工的婚姻
稳定性，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没有显著影响，但跨省流动对
第一代男性农民工和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均没有显著影响。这表
明，跨省流动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性别差异在新生代农民工中
更为明显，假设 １犮 后半部分没有获得支持。这一差异可以从世代效应
角度来解释：一方面，第一代农民工成长于更为传统的社会环境，内化
了的传统婚姻规范会约束其婚姻行为，而新生代农民工成长于更为开
放的婚恋环境，对婚外关系和离婚也更为包容，因而跨省流动带来的离
婚阻力减弱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更为明显；另一方面，社会规范对
农民工婚姻的影响还存在性别效应，即社会规范对女性的婚姻规范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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