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4 - 《社会》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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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模式与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研究：基于性别和世代的视角
差异化的政策需求。
本文还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是主观变量解释主观变量的问题。虽
然本文中婚姻稳定性是一个包含离婚行为倾向的非完全主观变量，但
也包含了对婚姻的感受与态度，因而在使用婚姻满意度来解释婚姻稳
定性时依然存在用主观变量解释主观变量的问题。本文借鉴了基于变
量测量的策略（胡安宁， ２０１９ ），首先假定婚姻满意度和婚姻稳定性存在
共同的心理倾向，然后利用个人感知的婚姻中的配偶亲社会行为来测
量一般的心理倾向。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抽离和产生基本心理倾向得
分，然后建立两个模型，一个模型是用婚姻满意度及控制变量来预测婚
姻稳定性，另一个模型是在前一个模型基础上加入基于因子分析产生
的一般心理倾向变量。结果显示，在控制一般心理倾向后，婚姻满意度
的系数有明显下降，但其影响依然显著。 ５ 这说明，婚姻满意度对婚姻
稳定性的影响有一部分来自一般心理倾向，但婚姻满意度对婚姻稳定
性依然存在显著的净影响，这表明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真实的。第二，
尽管有田野观察发现，在家庭经济理性的激励下，已婚女性单独流动也
是一种重要的迁移形式，但受横截面数据的约束，无法从数据上排除部
分单独迁移是源于婚姻的不稳定，从而也就无法将婚姻质量带来的调
节性效应完全从因果机制分析中剥离出来。同时，虽然本文尝试通过
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分析来识别流动模式、婚姻质量与婚姻稳定性之
间的关系机制，并试图分别探讨婚姻质量下降发生在流动前或非流动
带来的婚姻质量下降对流动模式与婚姻稳定性关系的影响，以及流动
模式对婚姻质量的影响及其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但受横截面数据的
限制，无法将迁移前婚姻质量对迁移模式与婚姻稳定性关系的调节效
应与迁移中婚姻质量对迁移模式与婚姻稳定性关系的调节效应剥离
开。此外，由于数据无法开展趋势研究，从而无法从世代对农民工婚姻
稳定性影响的效应中剥离出生物年龄和社会年龄的影响效应。本文以
１９８０ 年为分割点，将研究对象分为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而
第一代农民工也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受样本量限制，本研究无法展现这
些差异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带来的影响。这些都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
加以分析和解释。
５． 受篇幅的影响，本文未报告具体的模型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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