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9 - 《社会》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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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结果表明，婚姻满意度会调节跨省流动对女性农民工婚姻稳
定性的影响，假设 １犪 得到部分支持；而婚姻满意度对单独流动与婚姻
稳定性关系的调节效应仅存在于男性农民工群组中，对女性农民工群
组没有调节效应，假设 ２犫 也得到支持。结合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还可以
发现，婚姻满意度是单独流动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
中介变量，但并不具有调节效应；婚姻满意度是单独流动对两组男性农
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调节变量，但不具有中介效应。这说明，单独流
动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机制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婚姻满意度
对跨省流动与婚姻稳定关系的调节效应仅存在于女性农民工群体中，
对男性农民工组群没有调节效应，但跨省流动对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显
著直接影响，这表明，跨省流动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存在性别差
异和世代差异。
六、结论与讨论
尽管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问题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但农民工
婚姻稳定性的性别差异以及世代差异还没有得到重视，流动模式对农
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机制也尚不明确。本文运用来自广州的农民工
社会融合与婚姻家庭专项调查数据，从性别和世代的角度分析了农民
工婚姻稳定性的状况，并探讨了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
机制及其性别差异和世代差异。研究发现，农民工存在较高比例的婚
姻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还存性别和世代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婚
姻稳定性要显著低于第一代农民工，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农民
工的婚姻稳定性要显著低于男性农民工。第一代女性农民工的婚姻稳
定性要低于第一代男性农民工，但不存在显著差异。流动模式对农民
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及其机制存在性别差异和世代差异。
就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性别和世代差异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婚姻
稳定性低于第一代农民工。这可以从两个方向来解释这一现象：一是
年龄效应。婚姻替代机会受到个人年龄的影响，年龄越大，婚姻替代机
会就越少。第一代农民工年龄普遍在 ４０ 岁以上，再婚的机会要远低于
新生代农民工，这使得其婚姻要比新生代农民工稳定。二是世代效应，
即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不仅成长于不同的社会环境，也持有
不同的婚姻家庭观念。第一代农民工持有更为传统的“男主外，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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