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3 - 《社会》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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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是一种调节性机制。单独流动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机制的性
别差异可能源于性别社会化机制。性别社会化使得女性更容易受到与
人际和情感相关因素的困扰（ 犓犲狊狊犾犲狉犪狀犱犕犮犔犲狅犱 ， １９８４ ），而单独流动
会影响夫妻正常的情感沟通，增加夫妻矛盾发生的概率，因而也会带给
女性更大的情感困扰，降低其婚姻收益，也使得女性更容易出现婚姻不
稳定性问题。性别社会化使男性形成更为外向的社会认知及行为取
向，其本身对情感的感受和体验就可能比女性弱。同时，男性承担了更
多的养家糊口责任（ 犔犻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５ ）。外出务工赚钱养家是男性农民
工的首要目的，这使得单独流动对其情感和婚姻带来的冲击会被养家
糊口的责任充抵和削弱，因而单独流动带来的沟通问题对男性农民工
婚姻收益的干扰也就比较弱。因此，单独流动对婚姻稳定性影响的因
果机制仅体现在对女性农民工的影响上，对男性农民工的影响不明显。
基于以上发现与讨论，本文认为，人口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
性的影响并非线性过程，会受到多种因素和机制的影响，其中，不利的
流动模式既可能直接或间接地降低婚姻稳定性，也可能是在婚姻收益
或婚姻质量的调节下成为婚姻解体的触发性因素或为婚姻解体提供机
会。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还嵌入在农民工的出生世
代，并呈现不同世代群体间的差异和分化。同时，流动过程对农民工婚
姻稳定性的影响还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源于脆弱性差
异机制，即农民工早年性别社会化导致其对迁移带来的压力事件的感
知、评估与反应存在性别差异，比如，女性对于人际关系的相关问题会
更为敏感，这使得单独流动会带给女性农民工更多的婚姻困扰。此外，
社会变迁的定律意味着不同世代群组所经历的社会化情境和所处的社
会结构都存在差异，因此，出生年代也会导致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
定性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存在世代群组的差异。无论是其社会化情
境，还是所处的社会结构，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都存在较大的
差异，因而流动模式对其婚姻稳定性影响的性别差异也会呈现世代差
异。以上发现还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由于人口流动对农民工婚姻稳
定性的影响并非线性和同质，而是存在性别和世代的差异，这就需要相
关部门在制定农民工婚姻稳定性促进的政策时充分考虑到性别差异和
世代差异；同时，由于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存在不同的
机制，这也意味着农民工婚姻福利促进的需求存在差异，从而也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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