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9 - 《社会》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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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特征也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的社会化情境存在差
异，这可能导致这两个世代组对人口流动过程中的一些经历有不同的
认识和感知，因此，流动模式对出生于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农民工婚
姻的影响可能存在世代效应。
以上三个尚未有专门探讨的问题正是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本研究
认为，由于流动模式是影响农民工家庭关系的重要结构性因素，而这些
因素对婚姻的影响又是通过农民工夫妻双方对流动模式影响的认知来
实现的，因而性别社会化带来的认知上的差异也可能使农民工夫妻对
流动模式影响的评估与认识存在差异。同时，不同世代组农民工成长
的时代环境存在巨大差异，使其对迁移的期待与认识以及迁移带来的
影响的评估与认识也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从代际和性别视角系统地
探讨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人
口流动对农民工性别关系及其生活机遇的影响。

三、人口流动情境与研究假设

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地区发展不平衡是导致人口流动的根本
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推行了一套差异化发展的经济政策，其
中，沿海和大城市优先发展是该政策的核心（ 犕犪犪狀犱犠犲犻 ， １９９７ ）。在这
一政策的推动下，大城市或沿海地区获得了持续性的快速发展，农村地
区或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则较为滞后，城乡间、地区间（沿海与内陆）在社
会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不断扩大。在这一社会经济环境下，流动人
口的迁移呈现单向度空间流动的特征，即城乡和地区二元社会结构形
塑着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由内陆地区向沿海地
区的流动。城乡和地区二元社会结构不仅形塑着人口流动的方向，还
形塑着人口流动的距离。受家庭理性需求的约束，农民工的劳动迁移
在空间上呈现长距离和短距离流动并存的特征，跨省流动是农民工长
距离流动在空间上的重要体现，根据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６ 年的流动人口动
态监测报告，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其中，东部地区的流动人
口占总流动人口的比例超过 ７５％ ；同时，东部地区的流动人口以跨省
流动人口为主，比例超过 ８７％ 。由此可以看出，跨省流动是农民工基
于个人或家庭理性决策下的一种行动选择。另外，户籍制度也是影响
农民工劳动迁移的重要因素。户籍制度不仅形塑着农民工的流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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