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3 - 《社会》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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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９ · ６
来的监督力量的弱化就可能转化为离婚阻力的弱化，从而增加婚姻不
稳定的风险。此外，受女性倾向于维系婚姻而男性倾向于发展婚外关
系差异的影响（ 犌狌狋狋犲狀狋犪 犵 犪狀犱犛犲犮狅狉犱 ， １９８３ ），单独流动带来的离婚阻力
弱化可能对男性农民工婚姻的影响更为明显，因此，婚姻质量对单独流
动与婚姻稳定性关系的调节效应对男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可能
比对女性农民工明显。
从世代的角度看，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出生于不同的时
代。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教育程度更高，其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也趋同
于城市青年人（田丰， ２００９ ），喜欢追求潮流和时尚消费，对物质和精神
生活有较高需求（王文松， ２０１０ ）。这也使新生代农民工更为关注婚姻
中的情感和感受（曹锐， ２０１０ ）。而第一代农民工成长于更为传统的社
会环境，务工的首要目标是养家糊口，这意味着第一代农民工在务工的
过程中会更多地考虑经济因素，其次才是情感需求。因此，单独流动带
来的夫妻情感沟通不畅的问题可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更为明显。
与此同时，由于女性对单独流动带来的情感困扰会更为敏感，在世代效
应的作用下，单独流动对婚姻稳定性的冲击的性别差异可能在新生代
农民工中更为明显。据此，本文提出第二组假设：
假设 ２犪 ：单独流动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部分是通过影响其
婚姻满意度而实现的。
假设 ２犫 ：单独流动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部分受到婚姻满意
度的调节。
假设 ２犫 ：单独流动对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冲击要比第一代
农民工明显。
假设 ２犮 ：单独流动对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要比男性农民
工明显，而且这种性别差异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更为明显。
四、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
本文数据来自 ２０１６ 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陕西师范
大学社会学系在广州开展的农民工社会融合与婚姻家庭专项调查。由
于农民工流动性强的特点，调查采取宽松的配额抽样的方法：第一步是
具体调查地点的抽取。首先，根据《广州市统计年鉴 ２０１５ 》计算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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