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8 - 《社会》2019年第6期

流动模式与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研究：基于性别和世代的视角

升，但它们主要关注的是流出地居民的离婚风险，并没有关注在流入地
的流动经历如何影响流动人口的婚姻。另外一些研究转向关注在流入
地的流动模式对流动人口或农民工婚姻的影响，发现流动距离和流动
方式对离婚风险有显著影响（李卫东， ２０１７ ；马忠东、石智雷， ２０１７ ）。
虽然这些研究发现流动及流动模式会增加离婚风险，但并未从经
验上探讨其中的影响机制，而是将影响过程作为“黑箱”处理，这也导致
一些研究在解释流动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机制时存在不一致性。例
如，莫玮俏、史晋川（ ２０１５ ）认为单独迁移主要是降低了婚姻搜寻成本进
而导致离婚发生，而马忠东、石智雷（ ２０１７ ）则认为单独流动可能会降低
流动人口的婚姻质量，进而导致婚姻破裂。此外，已有研究也较少关注
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和代际差异。
受传统与现代性别意识的双重影响，人口流动对农民工婚姻稳定
性的影响可能存在性别差异。一方面，根据“暴露差异假设”，伴随着人
口流动，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流入城市，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不仅逐
渐缩小了与男性的社会距离（ 犔犻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５ ），也改变了农民工传统
的性别角色分工。男性农民工和女性农民工所面临的压力环境也可能
发生变化，并形成有利于女性的环境。另一方面，根据“脆弱性差异假
设”，受性别社会化的影响，两性不仅应对外在环境的方式和能力存在
差异（ 犓犲狊狊犾犲狉犪狀犱犕犮犔犲狅犱 ， １９８４ ；李卫东等， ２０１３ ），对压力事件的体验
也不同（ 犐犮犽犲狊犪狀犱犔犪 狔 犱犲狀 ， １９７８ ），这使得农民工对流动经历的感知与
应对也可能存在性别差异。从这个角度讲，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
定性的影响可能存在性别差异。
与此同时，伴随着人口流动的推进，农民工逐渐实现了代际转型，
新生代农民 工 逐 渐 取 代 第 一代 农民工 成为 主体。根据“生命历程 理
论”，个体的生命轨迹受历史年龄、社会年龄和个人年龄的共同影响，并
受其成长环境的长期影响（ 犈犾犱犲狉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３ ）。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
环境有别于第一代农民工并呈现许多新特点。具体而言，新生代农民
工更多是出于追求更好的生活和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而外出务工，而
非基于生存需求（王春光， ２００１ ）。其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也趋同于城
市青年人（田丰， ２００９ ），喜欢追逐潮流和时尚消费，对物质和精神生活
有较高的需求（王文松， ２０１０ ）。这也使新生代农民工更关注婚姻中的
情感和感受（曹锐， ２０１０ ），对婚姻和性持更开放的态度（吴新慧， ２０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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