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3 - 《社会》2019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６

三，流动模式是如何影响新生代和第一代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的，以及
这些影响机制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第四，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
性影响的性别差异是否存在世代差异？本研究将采用主观层面的婚姻
稳定性来测量离婚风险。法律上认可的离婚往往表现为婚姻不稳定的
结果，而非婚姻不稳定本身（ 犅狅狅狋犺犪狀犱犈犱狑犪狉犱狊 ， １９８５ ）。婚姻不稳定
是一种间接的想法或行动，可能导致离婚，但又不同于离婚，因为这种
不稳定可能随年龄等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犅狅狅狋犺 ， 犲狋犪犾． ， １９８６ ；叶
文振、徐安琪， １９９９ ）。因此，研究个体层面的婚姻稳定性对把握离婚率
的变动态势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分析来自中国广州市的农民工
婚姻与家庭调查数据，从世代、性别的视角理解和解释流动模式对农民
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机制，以及内在的性别和世代效应。我们的研究
发现将有助于加深对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全面了解与
认识，也有助于理解人口流动背景下性别关系的变化及其对农民工生
活机遇的影响。同时，由于农民工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石，对农民工婚
姻稳定性的研究对促进个人、家庭、社区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具有积
极的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视角

（一）婚姻稳定性的理论视角
为了回应社会转型和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带来的离婚率持续上升
的问题，西方学术界沿着“婚姻交换理论”和“新家庭经济学理论”展开
研究，并形成了多种竞争性解释理论，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婚姻凝聚
理论”。
利文格（ 犔犲狏犻狀 犵 犲狉 ， １９６５ ， １９７６ ）系统建构了“婚姻凝聚理论”框架，
他认为，一桩婚姻的稳定与否受三个因素的共同影响，即婚姻收益、离
婚阻力和配偶替代机会。婚姻收益表现为夫妻间积极关系的结果，如
爱、支持、安全感等，而婚姻成本即婚姻中负面关系的结果，如语言和身
体侵犯、配偶的不良行为习惯等（ 犘狉犲狏犻狋犻犪狀犱犃犿犪狋狅 ， ２００３ ）。婚姻稳定
首先表现为夫妻双方在心理上的相互吸引和依赖，这种心理上的吸引
和依赖取决于夫妻间在婚姻中感知到的收益和成本之差（ 犜犺犻犫犪狌狋犪狀犱
犓犲犾犾犲 狔１９５９ ）。帕森斯和贝克尔从婚姻收益的角度较早讨论了西方工
，
业化后出现的婚姻收益下降与离婚率上升的问题，称之为“婚姻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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