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2 - 《社会》2019年第6期

流动模式与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研究：基于性别和世代的视角

的婚姻收益，也增加了离婚风险 （马忠东、石智雷， ２０１７ ；李卫东， ２０１８ ）。
尽管已有研究发现，人口流动会导致农民工群体离婚率的上升，流
动经历会增加农民工的离婚风险，但也存在不足。第一，已有研究主要
采取“黑箱”的方式来解释流动经历对流动人口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并
未从经验的角度分析其影响机制，导致不同研究对同一流动方式影响
机制的解释逻辑不一致。第二，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流动过程对
流动人口或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忽略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即流动
过程中夫妻双方谁更可能产生离婚倾向并提出离婚，以及流动过程对
男性农民工和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人口流动
给女性带来了更多的相对收益（李卫东等， ２０１３ ），性别失衡提高了女性
的婚姻议价能力（ 犔犻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５ ），这有利于女性实现婚姻独立并终
结不幸福的婚姻。同时，根据脆弱性假设，性别角色社会化使两性在应
对外在环境的方式和能力方面存在差异（ 犓犲狊狊犾犲狉犪狀犱犕犮犔犲狅犱 ， １９８４ ），
对压力事件的体验也不同（ 犐犮犽犲狊犪狀犱犔犪 狔 犱犲狀 ， １９７８ ），男性农民工和女
性农民工对人口流动影响的感受与体验也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有必
要从性别的视角探讨人口流动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第三，已
有文献大多关注流动与不流动是否会导致婚姻稳定性差异，或者探讨
流动经历对婚姻破裂的影响，将流动人口或农民工视为同质人群，忽略
了婚姻稳定性在生命历程中的时间效应以及流动人口代际转换的问
题。首先，再婚机会受个体年龄影响，年龄越小，再婚机会越多，反之，
再婚机会就越少。其次，新生代农民工取代第一代农民工成为流动人
口的主体，无论是成长环境与经历（刘传江、徐建玲， ２００６ ），还是价值
观、生活方式以及对工作、生活和发展的期望与需求，新生代农民工与
第一代农民工都存在明显的差异。不同的成长经历会形塑不同的婚恋
观和家庭观，因此，人口流动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可能存在世代
差异。此外，既定世代人群的性别意识受其成长时期性别文化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性别文化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此，流动经历对农民工婚
姻稳定性影响的性别差异也可能受到世代的影响。
针对以上不足，本研究引入性别和世代视角来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存在怎样的态势、特
点和差异？第二，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是否存
在性别差异，其中女性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是否低于男性农民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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