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1 - 《社会》2019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６

欧洲社会文化变迁关联起来，剖析了其个人成败的社会根源。不过，埃
利亚斯所用的“理解”方法，主要是根据社会结构理解个体的心理与情
感，而中国经史传统中的“知人论世”则常诉诸“通感”和“体会”，且与
“学以为己”“推己及人”是同一过程。
在方法论上，“知人论世”虽然从个人切入，但并非研究个体本身，
因为“个人”不是单独的抽象个体，而是如钱穆（ ２０１２犫 ： ４９ ）所言的“文化
的生命”“历史的生命”。或者说，这里的“个人”实际上是更大的社会群
体或社会境况的浓缩，通过个人可以牵引出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因
此，与其说将王维视为“对象”不如说将其视为“方法”，正如韦伯（ ２００７ ）
以本杰明·富兰克林为例讨论资本主义精神，而未一一细数更多的人
群，其原因不在于富兰克林能够代表更多个体，而是他较为典型地承载
了时代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个
人性即社会性”（布尔迪厄、华康德， ２０１５ ： ２４４ 、 ２４６ ）。
本文运用“知人论世”的方法，力图在王维个人生命史、编年诗与时
代背景之间建立关联，通过“知人论世”探寻“世道人心”。在这里，“个
人”与他人及社会状况共处于一个以“己”为中心逐渐向外“推”的差序
关系中，即处于一个差序格局中。其实，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不
仅包含由己身推出去的伦理关系，还与山川草木和各类神灵有关，它们
都可能进入推之所及的序列中。在《扩展界限》一文中，费孝通先生重
提了他早年提出但后来很少再提及的差序格局概念：“人”与自己周围
的关系，是从我们“人”这个中心，一圈圈推出去，也构成了一个“差序格
局”。中国的世界观，更像是一种基于“内”“外”这个维度而构建的世界
图景：一切事物都在“由内到外”或“由表及里”的一层层递增或递减的
差序格局中体现出来（费孝通， ２００９ ： ２３９ 、 ２５０ ）。由此观之，“知人论世”
表面上以个人为研究对象，实际上会推及他人、自然甚至神圣诸方面，
这也是“知人论世”作为一种方法与通常的个案研究的主要区别。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现代学术分类，诗属于文学范畴，文学与社会
学存在一定的学科边界；但文学活动及其所关切的时代问题往往具有
鲜明的社会学意义，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布尔迪厄曾在反思社
会学的学术场域时说到，社会学家可以在文学作品中发现研究的线索
和研究的取向，而科学场域所特有的监督体制却倾向于阻止或妨碍研
究者获得这些线索和取向（布尔迪厄、华康德， ２０１５ ： ２５１－２５２ ）。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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