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2 - 《社会》2019年第5期

控制权理论视角下的教育考试评分标准变异

选考科目考试）”。考试院的文件规定，新高考的评卷工作“由省教育考
试院总负责，评卷点组织实施”（甲省教育考试院， ２０１５ ）。在考试院与
评卷点之间，形成了委托关系。基于此，本文引入近年来在国家治理研
究中颇受关注的控制权理论，深入分析该问题。

二、文献回顾
伴随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微妙调整，公共组织过程中的非正式运作
及策略运用和变通实践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欧阳静， ２０１１ ；周雪光，
２０１３ ）。周黎安（ ２０１４犪 ： ８－９ ）借鉴企业理论中的发包制与雇佣制两种
模式（ 犆狅犪狊犲 ， １９３７ ； 犎犪狉狋犪狀犱犕狅狅狉犲 ， １９９０ ），提出行政发包制的概念以
及行政权分配、经济激励和内部控制三个分析维度。
通过构造一个纵向发包与横向竞争双重维度的分析框架（周黎安，
２０１４犪 ： ６ ），行政发包制的概念具有统摄当下政府治理环节中的非正式
运作及变通策略的潜力。然而这一概念在内涵、外延与分析维度方面
还有颇多商讨余地。首先，解释行政发包制形成的基本逻辑是成本与
收益衡量的经济学假设，这一“过于一般性的解释层级”“几乎可以解释
任何治理模式的形成”（张静， ２０１４ ： ８７ ）。相较于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
的明确授权、责任切分等显性特征，张静（ ２０１４ ： ８５－９６ ）注意到行政发
包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政府角色多元化、多中心控制权的组织关系以
及对执行工具的依赖等隐性特征，提出“行政包干制”的概念，认为当下
治理体系是利用社会中的既存组织与社会关系，在模糊的控制权范围
内，通过默许、交换和隐形授权，形成了将目标与利益不同的组织容纳
于一体的混合共生形态。其次，行政发包制的侧重点在于上级政府的
“发包”，强调 的 是 行 政 组 织 内 部上 下级 的权力 分 配 （周 黎 安， ２０１４犫 ：
１０９ ），对基层政府的“承包”机制与运作策略关注不够。因此，行政发包
制旨在考察政府层级间的关系，而行政包干制则旨在考察市县级层面
基层政府内部的运行过程（杨华、袁松， ２０１７ ： １８３－１８６ ；郭亮， ２０１５ ）。
前者侧重制度规范层面的“清晰”边界，后者侧重实际运作层面的“模
糊”地带。
尽管发包制与包干制在问题聚焦方面相互补充，但二者均是在静
态框架下分析治理模式，对这一机制在运行过程中的类型偏差和演变
过程关注不够。周黎安（ ２０１６ ： ３４ 、 ４５－４６ ）提出行政内发包与行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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