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7 - 《社会》2019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５

并无错误。他并不用“恩”，却给与生物以一种天性，我们称他
为“爱”。动物界中除了生子数目太多———爱不周到的如鱼类
之外，总是挚爱他的幼子，不但绝无利益心情，甚或至于牺牲
了自己，让他的将来的生命，去上那发展的长途。（鲁迅， １９８１ ）
而胡适的观点则来自于他于 １９１９ 年在《每周评论》 ３３ 号上发表的
白话诗《我的儿子》。诗中写道：
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
无后主义的招牌，于今挂不起来了！
譬如树上开花，花落天然结果。
那果便是你，那树便是我。
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
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
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待你的恩谊。
将来你长大时，这是我所期望于你：
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
（胡适， ２００５ ）
鲁迅和胡适说的这番话开启的关于父子关系的再讨论，是以当时
影响中国极大的生物学及其进化论思想为出发点的。回到本文前面的
讨论，所谓生物学的思想也就是动物界最为常见的“上对下”抚养。而
儒家的立场则是“下对上”的。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言论在
很大程度上是对孝之元预设的翻转，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回归于生物科
学之使命，对他们来说，唯有脱离“报恩”的社会起点，中国人在观念上
才能脱离旧思想的束缚，走进一个崭新的世界。
总之，“孝”曾维系着整个儒家思想体系、社会建构乃至于整个中华
文明，却又在其现代性中被搁浅了。在如今的社会，孝似乎离我们已经
非常遥远，但只要看一看人情社会、家族意识、报答方式、权威等级是否
发生作用，就可以知道它从未走远，每天都在影响与规范着我们的社会
与政治生活，更不用说，中国社会还需要继续沿用“报效祖国”“感动中
国”来激励民众，教育下一代。中国之所以应当报效或被感动，自然离
不开“社会共情”，也离不开它被假定为与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家庭都休
戚相关的“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因此，看起来孝道在饱经各个历
史阶段的风雨之后已成为明日黄花，但它依然是中国现代性意识之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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