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3 - 《社会》2019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５

等都倾向于以温情做基础，否则，政府将付出巨大成本并疲于奔命。所
谓“天理人情”和“法律无外乎人情”，即表示中国人在考虑任何事情，从
事任何事业时，都将以情来推动。当然，温情的最现实表现未必总是温
情，因为温情更多的来自由“亲”扩展于天下的构思。可真正运行起来
的温情很可能体现为更具实利的人情和面子，或体现为连孔子本人也
深恶痛绝的“乡愿”，进而发展出一整套世故性的社会运行机制，充斥于
政治、法律、经济、教育、人事、工作与交往之中。如果我们单以理性、典
章与契约精神框架来理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很容易就会堕入迷
雾，正如明恩溥（ ２００７ ： １ ）在讨论中国人的“面子问题”时所说，“问题从
不在于事实，而永远在于形式。如果在合适的时机用合适的方式道出
了漂亮的话语，演戏的要求便得到了满足”。或许，以真相来揭示事实
恰恰显得不通人情。因此，所谓人情社会，并不是说一个社会当中的人
们都充满温情，都会重情义，而是在中性意义上说，人情让此社会缺乏
对事实的追究，不倾向于理性的判断。尤为明显的是，当社会运行中一
旦失去或脱离了人情，取而代之的不是回到章程或程序上来，而是冷酷
无情。所以，同温情相伴随的是人情社会始终伴随着与其相对应的冷
漠和无情无义。
由孝的观念与行为而启动的人情与面子是沿着互报的模式在发生
与发展的，于是，此种社会会趋向于一种网状型的社会。而儒家思想的
重点也为此定出了“人伦”的基调，以维护稳定而恒常的社会伦理。由
此，关系 化 的 社 会 的 运 行 在 儒 家 的 影 响 下 总 是 伦 理 化 的 （翟 学 伟，
２０１６ ），它轻视个人、组织、理性、契约、章程等在今日看来十分重要的社
会要素。在儒家体系中，关系的伦理化和秩序化主要是靠不对等关系
维系的。虽说人类几乎所有社会都会存在地位差异，但也存在不对等
的社会交往，只是由孝而运行的不对等已经失去了个体的独立性，而在
关系中建立起尊卑意识与服从权威的倾向，构成主从关系或偏正关系
（翟学伟， ２０１３ ），结果是权威自身的品质、智力、判断力、是非观等容易
被忽略，顺从与吹捧得到强化。又由于权威的角色及其相应的权威性
不容挑战，进而使得处于低位之人的品质也需要由权威者来首肯。与
此同时，该种社会机制也隐含了下一代总不能胜过上一代之可能，而儒
家价值体系本身也是向后看的，及圣人总发生于过往。依此类推，当一
个人成为祖先、先辈、开山鼻祖、发起人或祖师爷时，自然会受其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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