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0 - 《社会》2019年第5期

“孝”之道的社会学探索

针对儒家孝而攻讦的是法家，比如，商鞅就认为，“所谓治主无忠臣，慈
父无孝子”，“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
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商君书·画策》）。唯有法才可以
解决。另外，韩非子认为家族伦理对治国无益，“严亲在围，轻犯矢石，
孝子之所爱亲也”《韩非子·难二》。韩非子又说：
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
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
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降
北。（《韩非子·五蠹》）
接着，韩非子还在“忠孝”篇中对孔孟所树立的尧、舜、汤、武的孝行
进行了批驳，并认为，根据他们所做出的行为举止来看，所谓儒家赋予
其“仁义”不是其真有“仁德”和“仁慈”之意，而是以什么名义去做的问
题。至于孝与忠的关系，可以说韩非子的确给后人提出了一道有关儒
家之社会理念与社会事实之间如何弥合的难题，也就是说，儒家在理想
上所构想的社会理念真的可以得到落实吗？还是自相矛盾的？为此，
中国思想史上曾有许多争论。回到孔子的本意，孝中含有仁，忠中也含
有仁，而忠中之仁来自于孝中有仁。所以，只有从父子关系中先培养起
孝中之仁，才可以建立君臣关系中的忠中之仁。忠孝的确不能两全是
从行为上讲的，或者说，几乎所有与此有关的争执都涉及行为上的选择
性。在很多情况下，由于中国社会缺乏区分两个场域的边界（尾形勇，
２０１０ ： １４１－１４９ ），自然两者可以并行不悖甚至彼此统一。比如，这样的
争论总发生于君臣关系，尤其是关于服务于国家还是侍奉家中父母之
际。或者说，只要有行为的选择问题，由仁所建立的孝忠连续性便不存
在。可见，从社会行为回归社会理念，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行为
方式不是价值构思的直接投射。
这点也引发孝行的另一个深层次问题：孝行真能回到“德之本”并
延展为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吗？回到经验的世界，我们能否说那些精挑
细选出来的《二十四孝》的人物都是实现仁的代表呢？还是不能，至少
其中较为荒诞一些的孝行让我们无法体味到仁的含义，更没有让我们
感到仁者何以会如此行为。对此，冯友兰（ ２００１ ： １７ ）的一种解释可以用
于对这一现象的讨论。他认为，合乎仁义的行为，不是仁义的行为，因
为一个人如果不了解仁义，只做循规蹈矩的行为，尚不在道德层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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