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2 - 《社会》2019年第5期

“孝”之道的社会学探索

上的父子关系之伦常性，可以简便有效地统领和处置整个社会各种复
杂且具体的人事关系。韦伯（ ２００４ ： ２２７ ）曾指出：
对封建主的恭顺（孝），是与子女对父母的孝顺、官职层级
中（下级）对上级的恭顺，以及一般人对任官者的恭顺并列的，
因为孝这个共同的原则是适用于所有这些人的。
就这一点而论，我们不能说一种尊敬长辈或上级的行为一定来自
于一个人的品德，但可以说，这样的行为维持了等级秩序运行的需要，
或者说等级秩序运行的需要比道德来得更加重要，也可以说，外在的、
形式化的要求（礼制）比道德的要求（德治）更见效果。等级与秩序在孝
行的作用下一旦建立，将导致权威至上成为可能。其优越性在大一统、
凝聚力、大局观、和谐等方面都具有主导性和典范性，当然也造成了个
人理性发育不足。
从社会结构性来看孝的意识及其行为模式，其重心也就不再是个
人德行问题，而是家族系谱意识的形成及其加强，其中，每一个子代可
以借此途径向上寻求到自己生命之源。所以说，“孝”意识的提倡，其意
义在于让一个人意识到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包括当下自己应有什
么样的担当。在这里，与西方文化相比，一个人从哪里来，到那里去，也
是一个基本的哲学命题。由于西方哲学对于此命题的思考不是以“孝”
的预设来追寻的，进而其追问的方式也随之转化成了“我是谁”这一自
我根源性的问题（泰勒， ２０１２ ： ２４９－２５１ ）。显然，在“孝”的观念与行为
模式的推动下，其发展出来的社会生活无法导向个人，而是以亲情、家
世、家谱、宗祠等为基本。据此，人们会聚族而居，参与敬天祭祖的活
动，其中也理所当然地形成了对天、地、神、鬼、阴间与阳间的信念，并顺
理成章地试图通过家的运行来推动国家的运行。所有这些几乎即成为
中华文化的主题与变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儒家认为仅仅意识到这
样的血脉基础还是不够的，应该添加更多的社会和政治内涵。当然，即
使一个人最终没能实现这样的社会和政治抱负也没有关系，只要他能
传宗接代，也算为家族链的传递提供了保证。这便是孝文化的兜底设
计。反之，未能传宗接代之家即为孝文化的彻底失败。
再者，孝的情感建制让社会处处充满着“温情”，让人们倾向于用情
理来考虑是非，而非一味从一个理性的或确定的是非标准来评判正义
（海特， ２０１４ ： ２８ ）。在中国，政治、法律、社会制度、社会交往、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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