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5 - 《社会》2019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５

的反思。所以，从礼制演变为礼教后，儒家的制度化发展到晚清就已僵
化得无可救药。于是，以“打倒孔家店”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终于爆发
了。当然，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也知道他们要想打倒的孔家店背
后还有一个真孔子，但此运动所想解决问题已不再是延续儒家的传统，
而具有很强的反叛性。

七、结论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发现“孝”大约经历的是由“老”到“孝”再到
“教”的过程，也经历了从宗教化向道德化的转化，因为儒家从中发现了
原本为尊老敬祖而举行的祭祀活动具有教化民众和培养民德的功效。
为此，他们一方面将过往的圣贤定义为孝的楷模，另一方面，借此提供
一种政教合一的社会运行体制。也就是说，孝本是自然秩序，也叫社会
秩序，而儒家所要实现的是把这一社会秩序转化（设计）成一套大一统
秩序，即国家秩序。作为一种从事这一转化（教化）事业的儒家体系，孝
不过是一个实例，但它最具代表性地体现了儒家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
在这一思维方式的引领下，所谓由孝而兴的“教”，不是特指借助一种特
定的教育机构或教育方式来来对民众实行教化，而是企图以其作为社
会运行的基础来带动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制度制约与日常生活。
为了在天人关系中实现从社会秩序向政治秩序的转换，儒家提升
了孝的丰富性，其精神层面连接上了仁，其现实层面则在保留祭拜祖先
基础上将孝从生理、心理直至社会方面都赋予了新的含义，即从生命延
续、侍奉与尊敬父母到继承先辈遗志，进而为整个家族链乃至于民族、
国家增光添彩等方面，都给予了系统的完善。
本文认为，从社会学角度考察孝的机制，儒家在构思理想社会时有
将其价值重点回归为个人情操的倾向。可它将孝作为德之本，然后再
以伦理关系重建社会之企图（何平， ２００３ ： ２３２ ），事实上并未获得成功。
或者说，儒家试图以个人的道德提升扩张于社会之间的构想更多的是
一种理想，它所带来的实际影响则在于其构建的家国同构之秩序化深
入人心。试想，如果儒家的教化策略不是从家开始向国及天下推论，而
是从天下国家意愿向家庭内部灌输，那么，这样的灌输始终面临是否被
民众接受和是否奏效的问题。如果一种思想及其行为方式从家庭内部
的成员本身的需要出发，并按照同理心来运思国家治理，就会相对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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