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7 - 《社会》2019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５

传统学术没有社会学，那我们对此展开的社会学思考将意味着对现有
社会学的扩张，也是为中国社会运行方式的自洽性解读寻求可能。至
于为何一定要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孝”，答案即在于笔者在多年的研
究思考中意识到，“孝”既是一个连接思想与行动的概念，又是中国社会
构建及其运行的关键所在。回溯整个中国历史，为什么历朝历代的帝
王都要连篇累牍地强调这个概念？为什么中国传统社会在最大可能范
围内都要不遗余力地宣扬和贯彻孝道？又为什么新文化运动要从它的
反面开始起步？我们能够给出的浅显回答是，因为它太重要了，它是历
代帝王治理天下所能够想到的又能名正言顺地加以实施的根本方法。
如果答案大致如此，那么这显然不是一个思想史的回答，而是一个社会
学的回答。的确，仅从中国传统思想方面来考察，“孝”并没那么重要，
甚至此方向的研究几乎不涉及这一话题。
既然“孝”之重要无论如何都体现于社会建制及其运行方面，那么
我们的考察重点也应该在其社会影响与社会事实方面。首先，可以引
起注意的地方是，为什么中国社会长期形成共识的是“百善孝为先”，而
且在“正史”及地方志当中，大都列有“孝友传”（或孝感传、孝行传、孝义
传等），一些文化古村落也树立着“节孝坊”。再以《孝经》为例，自汉朝
以后，官方为此建立了专门机构，诸如博士、学官等，在郡县建学校，将
其作为小学课本等，即所谓“汉制使天下咏，《孝经》选吏举孝廉”（《后汉
书·荀爽传》）。六朝时期，《孝经》火爆到多位帝王亲自宣讲并立其他
讲者为学官。隋唐以《孝经》颁行天下，亦有孝悌力田科举名目，唐玄宗
本人则细心加注《孝经》，并将此书刻于巨石之上，有让其永久流传之
意。时至宋朝，宋太宗认为，“千文无足取，若有资于教化，莫《孝经》若
也”（《宋史·李至传》），至此，社会上还广泛出现了诗文、乡约、家训等
教化形式。金元时期，帝王一方面部分继承了上述做法，又定出了国子
学制，凡读书必先读《孝经》。到了明清时期，经史并重，“孝”已被普及
为《二十四孝》《百孝图》《女二十四孝》等蒙养读物，并以绘画、戏曲、说
唱等形式广泛教化于民间。以上都表明，“《孝经》在历史上具有其他典
籍无可比拟的特殊地位。它既是最重要的经典文献，又是最普及的通
俗读物；既被看作人伦百行的纲纪，又被当作科举仕宦的阶梯，影响之
深远，其他书不可同日而语”（胡平生， １９９６ ； ２３ ）。又有学者就整个中国
历史发展情况指出，“中国社会是澈始澈终，为孝这一概念所支配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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