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9 - 《社会》2019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５

试图让它们变得融通，但却常常未果。事实上，它们是被用来制定策略
以 获 得 “经 济 和 象 征 资 本 ”（ 犮犪 狆 犻狋犪犾é犮狅狀狅犿犻 狇 狌犲 犲狋狊 狔 犿犫狅犾犻 狇 狌犲 ）
（ 犅狅狌狉犱犻犲狌 ， １９８０ ： ３３ ）。实践观念所代表的恰恰是策略性行动所指向
的这些资本。由此，“玛纳”具有创造性或述行性也就没有任何神秘或
蒙蔽人的地方了。
从布迪厄的视角来看，放弃对于“玛纳”的翻译不仅并不意味着放
弃对于其意义的把握，而且提出了一种充分承认行动之特殊性的行动
哲学。说一个实践观念在原则上就是不可译的，归根结底是认为它在
观察者自己的社会中没有对应的行动理由。但这并不是因为实践理性
不具有任何结构性，而是因为两种逻辑产生的是两种不同的总体性。
如果说理论逻辑到处都从同一个总体（亦即一个可知世界的概念）出
发，展开无意识的符号结构化工作，也就是对立和关联（ 犮狅狉狉é犾犪狋犻狅狀 ）的
工作，直到个体化这一终极操作，就像《野性的思维》所描述的， ２１ 实践
理性每次都是从一个不同的总体出发：在美拉尼西亚的社会中它是“玛
纳”，在卡比利亚地区它是“荣誉”（ 犺狅狀狀犲狌狉 ），在中国它可能是“面子”，
在西方它可能是灵魂得救或自由。 ２２ 围绕着这些总体实践观念， ２３ 根据
行动者每一次所处的具体处境，行动者所展开的是不同的策略。它们
不能被翻译，是因为一旦走出其原生社会，它们就不再扮演同样的角
色。因此，实践总体并不能被分割为个体———最小的可认识单位，而只
能被分割为那些处于策略和意向链最底端的行动动机。
也就是说，质疑列氏范式的万能并不意味着不再采取任何结构性
分析。布迪厄对两种逻辑的区分暗示我们，存在着专门适用于行动的
结构性分析，而为这种分析明确提出理论框架的是杜蒙。通过以不同
于政治哲学的方式来运用“意识形态”一词（杜蒙将它定义为价值体系，
并用价值的实践功能来解释其本质上的阶序性），通过重申亚里士多德

２１． 尤见第 犞犐犐 章。
２２． 现在我们应该很 容 易 理 解 为 什 么 这 些 概 念 是 不 可 译 的。我 们 当 然 能 将 “面 子”翻 译 成
“ 犳犪犮犲 ”，但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翻译作为实践观念的“面子”，而是在翻译汉语中的一
个词。我们当然可以质疑“面子”与“ 犳犪犮犲 ”语义上的对应度（这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最大贡
献），然而，这里关键的一点是西方人并不会为了他们的“ 犳犪犮犲 ”去做中国人为了“面子”而做的
事情。在这个意义上，“面子”是不可译的。因此，与其无休止地讨论对于某个观念的确切译
法（这似乎是当今学术界的一种热门活动），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去解释中国人如何以“面子”为
名而行动。这才是一种文化之特殊性的真正体现。
２３． 本文在莫斯“总体社会事实”的意义上讲“总体实践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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