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9 - 《社会》2019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４

响：雇主对市场信号敏感，遵循效率最大化逻辑，“优胜劣汰”，对劳动力
的需求随市场条件不断调整；雇员随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变化以及个体
追求主动向上流动或被迫变换工作。因此，我们可以预期，体制内员工
的工作流动频率要明显地低于体制外员工的工作流动。我们将此称为
“体制的稳定性效应”。
（二）体制的收入效应

以上讨论的“体制的稳定性效应”意味着，体制内单位为其成员提
供了更好的工作环境，因此，与体制外劳动力市场相比，体制内成员会
有较低的工作流动率。我们进一步提出，体制分割不仅影响了不同的
工作流动率，还为体制内外的工作流动带来不同的经济回报。具体来
说，因为体制分割为那些在体制内转换工作的成员提供了进一步的收
益，体制本身为工作收入带来部门溢价（ 犡犻犲犪狀犱犠狌 ， ２００８ ；孙文凯等，
２０１６ ），所以，与体制相关的工作流动（体制内部流动或跨体制流动）会
进一步较大幅度地带来收入的增长。
根据经济学的市场理论，在完全成熟的市场中，尽管存在市场波
动，但人力资本相同的个体还是会拥有相近的收入回报，因此，分割劳
动力市场的产生通常源于人力资本的分化。但在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
中，单位和所有制结构带来的二元体制塑造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成为
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集体性机制之一，自转型伊始便发挥重要作用。
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体制或所有制部门溢价的现象，但这些研究多集中
于静态比较，只是使用调查数据来分解不同部门间的收入差距，在控制
了人力资本构成后，估测不同部门或工作单位所带来的收入不平等程
度（孙文凯等， ２０１６ ；孙文凯、樊蓉， ２０１７ ）。这类研究从整体意义上探讨
了体制在劳动力市场上产生的收入差异，但这一静态分析难以令人满
意。首先，收入会随个体的职业生涯的变化而变化。即使个体的工作
单位不变，其收入也会随时间而变化，因此，根据截面调查收集的一次
性收入信息来测量部门溢价，其信息是有限的，甚至是有问题的，因为
个人收入受其他多方因素影响，这些噪音难以在截面数据中被充分控
制。其次，工作流动是当前劳动力市场上影响收入变化的重要机制，而
流动本身是一个动态事件。我们研究体制对劳动力市场分割带来的收
入溢价，应该将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转换事件放在分析模型中予以充
分考虑。近年来出现的高质量追踪数据使得我们可以从动态角度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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