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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９ · ３

福柯在伊朗问题上的态度与所作所为仿佛体现了他生命经验里一
次独特的“叙拉古之行”。福柯错了吗？首先，本文不打算卷入政治立场论
争， ４ 况 且 福 柯 本 人 也 极 力 避 免 在 研 究 或 生 活 中 参 与 任 何 论 战
（ 犉狅狌犮犪狌犾狋 ， ２００５犲 ： ２４９ ）。文章也不准备对霍梅尼的“僭主政治”作赞
美性的论述，因为福柯对伊朗革命的支持并不来自于受僭主政治诱骗
的范畴，而来自于对社会权威的警惕和对反抗精神的赞许，这在文章后
面会详细提及。本文所要关注的是，如何将这次“叙拉古事件”置于福
柯整体研究框架之内来思考，以期能够把握其此次经历在福柯本人生
命和社会理论思想脉络中所具有的合理性。
文章切入这一“叙拉古问题”的聚焦点有两个：反抗与主体。首先
关注伊朗革命中出现的“政治精神性”本身，结合福柯在那段时期（ １９７７
－１９８０ 年）有关“生命政治”的研究重心，从而试图推论他为伊朗运动
中“政治中精神性的维度”所着迷的原因，不是被霍梅尼的“自由乌托
邦”式幻想所诱骗而支持僭主统治，而是因福柯在伊朗看到了除传统西
方基督教治理以外的另一种宗教性治理的可能，这恰好切合他寻找“生
命政治”出路的目的；另外本文还将基于福柯“治理 － 反治理”的框架，
以发现政治精神性不仅启发福柯从现实中寻找反抗治理技术的力量，
而使他将政治治理逐渐转化到“治理自我和他人”的主体性实践中去。
其次，另一个焦点就是主体性，虽然福柯的研究范围广泛，从早期
的监狱研究、中期考察国家“生命政治”，到后期的“伦理转向”，各种问
题看似没有一个连续的核心，但我们可以将“主体性”作为理解福柯中
后期思想的关键词。无论是他的治理问题还是伦理问题，甚至是本文
所讨论的政治与精神性主体之关系，其本身始终关注个体作为主体，如
何反抗从宏观的国家权力到微观的个体政治技术的问题。作为连接政
治权力和主体伦理问题之间的桥梁，“政治精神性”提供了一种不同于
以往的对福柯的批判与评述的线索。文章正打算在此路径重点考察这

（接上页） 犃狀犱犲狉狊狅狀 ）在其著作《福柯和伊朗革命》以及 犌犺犪犿犪狉犻犜犪犫狉犻狕犻 编著的《福柯在伊朗》
（ 犉狅狌犮犪狌犾狋犻狀犐狉犪狀 ）的附录里将所有文章全部翻译成英文，学界或才得以观其全貌。
４． 相关争论可见阿法利和安德森（ 犃犳犪狉 狔 犪狀犱犃狀犱犲狉狊狅狀 ， ２００５ ）以及 犌犺犪犿犪狉犻犜犪犫狉犻狕犻 （ ２０１６ ）对阿
法利和安德森的反驳。前者批判福柯支持霍梅尼政权源自对意识形态政权的过分乐观幻想，
而后者则质疑前者错误地贬低了福柯及霍梅尼的政治预见性。对伊朗时政做出表态和发声
的不仅有福柯，还有法国当时左派团体萨特、波伏娃、萨义德等一群知识分子，其观点各异更
能看到他们意想不到的一面，碍于本文主题限制不一一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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