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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９ · ２

迎公主村；而住在西面的人们则说，公主从堆龙山口穿过巴瓦
察石山与支森沙丘而来。（阿底峡尊者， ２０１０ ： １２３－１２４ ）
综上，对于公元 ７ 世纪中叶的这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文成公主
和蕃”，古代汉藏文献讲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无论是对事件过程
的记述，还是对主要人物的刻画，二者都大相径庭。
在这里，尤为有趣的是，若从具体“史料”来看，本文开篇所引述的
当代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文成公主”形象的直接来源并非汉文文献，
而是藏文史籍所记述的这个充满神话与传说色彩的故事。其中，“自幼
熟读诗书，是个有才识的女子”的个体性描述是对“于一切文史典籍无
不通晓”的现代演绎，而对她给吐蕃带来的各种工艺和技术的罗列，则
来自藏文史籍对“公主嫁妆”的夸张描述。

三、两种“古代”的历史书写“范式”

当然，历史书写的逻辑并非如此简单。两个迥异的“文成公主”形
象并不仅仅体现在“史料”之别上，更重要的是它们背后的世界观和历
史书写“范式”的差异。
（一）汉文史籍：华夏历史的边缘叙事
华夏文明具有悠久的历史书写传统，不仅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历史文
献，而且形成了独特的书写“范式”。学界关于华夏史学之“书法”的讨论已
相当丰富，本文不再赘述，以下仅就有关“民族史”的问题做一简单探讨。
“ 民族史”是一个在现代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下产生的范畴，如果
我们回到古代华夏正史中去寻找其渊源，则可以将二十四史中的“四夷
传”作为其原始形式。所谓“四夷”———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是古
代“华夏”赋予周边“异族”的一种分类概念，它并不完全来自经验性的
观察，而更多体现了“华夏”将自身视为“天下”之中心的世界想象。因
此，史书中的“四夷传”除了需要在“史实”的意义上记录各“异族”政权
的历史渊源、风俗习惯、与“华夏”王朝的互动关系等内容外，更重要的
是，在“文明”的意义上将这些“异族”安置在以“华夏”为中心的世界体
系中，以确立“华夏—蛮夷”间的秩序等级。因此，华夏正史中的“四夷
传”都遵循一种特定的书写“范式”。
这一“范式”体现在若干方面。胡鸿（ ２０１７ ： １１５－１６２ ）的研究指出，
在二十四史中，“四夷传”在整部史书中的位置、排序等都要遵循严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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